有關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事件，在11月27日由北美館館長黃海鳴協同雙展辦主任張芳薇召開的說明記者會 ，以及視盟所發起的這融匯了「要求北美館『撤換張芳薇，重組雙展辦』連署」、陳浚豪所發起的「2013威尼斯臺灣館『重新評審』連署平臺」，和黃建宏所發起的「2013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公布資料重新徵件」這三大連署的「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事件-相關連署」平臺 的最新發展後， 12月9日，館長黃海鳴也邀請了過去曾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的臺灣藝術家陳建北、視盟理事長胡朝聖、學者林志明、陳泰松、本屆獲選的策展人呂岱如、「應來而未來」的評委廖仁義、徐文瑞和張芳薇舉行了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事件的座談會 。

在座談會中，館長黃海鳴也首度對雙展辦在未來的改組進行了承諾。而隨著臺灣藝術家陳浚豪揚言將此事件的層級上升至監察院，提報北美館「瀆職」，以及立委陳學聖的介入下，文化部長龍應臺近日也首度對此事件做出了回應，指出這明年將耗資新臺幣三千萬的威雙「臺灣館」的定位和目的不但值得重新思考，且文化部將於下個月初邀請北美、國美和高美館這臺灣三大美術館的館長共同商討臺灣館的定位和運作機制。對此，龍表示，未來甚至不排除將由國內這三大美術館輪流辦理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的可能性 。事實上，回顧這段時間的風風雨雨，臺灣藝術圈對這次威雙臺灣館事件提出的質疑、針貶、建言和芻議主要有下列四點：

第一點是國家總體文化政策和方針的部份。這方面可分為藝評家呂佩怡和王聖閎所提出的「威雙臺灣館的想像已被國際潮流綁架」、藝術家湯皇珍所提出的「國家總體文化資源分配」、龔卓軍所提出的是否應將這整起事件拉高到文化部的層級，以及「臺灣館」、「雙展辦」和「展覽—策展人—藝術家」各自的定位和任務的問題。

第二點則是藝術行政的部份。這點可分為許多藝術界人士都提出質疑的「張芳薇和本屆評委可以違拒館方的命令和邀請而不出席座談會」此現象所彰顯的北美館館長黃海鳴的「領導力」問題、藝術圈目前最在意的評選規定、機制和程序的「公平正義和開放性」 ，與歷屆與威雙相關的知識經驗無法獲得「傳承積累」的問題 、這次「六月底截止收件，八月初評審結束，但遲至十一月才公佈結果」和「館長已批準原先遴選結果，座談會做白功」的威雙臺灣館公開徵件及評選流程的「時間結構的扭曲」或「行政作業黑箱的可能性和荒謬性」的問題、「如何更為有效進行國際行銷和對話」的問題、「藝術家和策展人國籍比例」的問題，以及更為迫切的「雙展辦究竟應如何改組，往後雙年展的評選機制和對話平臺究竟應如何運作」的問題。

第三點則是策展思維的部份 。這點包含了呂岱如並未對為何挑選這些藝術家的真正原因進行回應的「強策展主義」或「策展中心」思維，以及陳泰松就此所衍伸之「臺灣當代藝術的理念究竟是什麼？」的問題。

而最後一點則是包含了「專業論述」與「民間對話」間的平衡，以及「藝術家」與「美術館」和「策展人」間對立的問題在內的藝術圈自身的封閉性的部份。

就此，我們基本上可從以下三個角度對這起事件進行思考 ：



 

一是國家總體文化政策、國家館定位與後續執行機制的角度。

國家總體的文化政策、戰略目標和執行步驟首先必須進行思考。一旦國家總體的文化政策、戰略目標和執行步驟訂定，如因政治、歷史、國家能見度、經濟效益，或因策展人/藝術家的優秀創作，而必須將其擺上國際舞臺被看見的考量，還是決定對威尼斯雙年展進行參與的話，「臺灣館」及「臺灣當代藝術」在威尼斯雙年展的定位、目的、參展方式，以及接續對策展人的遴選、評估、檢討及考核作業才有辦法確立。

就此，一方面，就「雞蛋不應放在同一個或同幾個籃子」、臺灣對國際能見度的焦慮、長期對歐美的依賴，以及與亞洲和世界其他國家建立連結或相互參照關係對「去帝國」、區域穩定和經貿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助益而言，「去歐美中心的認識論」的確有其必要。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陷入某種鎖國式的「臺灣」主體或「臺灣」中心論， 認為既然是「臺灣館」或「臺灣對國際賽事的參與」，就非得要由「臺」籍的策展人策劃，非得由「臺」籍的藝術家參與，「臺」籍藝術家非得佔比較高的比例，或強制規定策展人或藝術家其中一者非得全為「臺」籍的不可。

當然，臺籍優秀的藝術家和策展人絕對值得長期用心培育，也絕對值得被擺在國際的舞臺上被看見。但也正是因此，重點其實不在於策展人和參展藝術家的國際比例及數量，而絕對在於他們的「作品」或「創作」，在於在他們的作品或創作中所隱約浮現的在地面貌或風貌，在於他們的作品或創作中的那些可見的，有關他們所身處的這塊土地的種種，在於我們希望這些展出的作品或創作能帶給觀眾什麼，能帶給觀眾怎麼樣有關我們所身處的這塊土地的想像、思考和感受的問題。

 

二是策展智識的積累流通與責任隸屬的角度。

而也正是因此，對過往策展智識的積累、流通和傳承也絕對有其必要。就此，在責任的隸屬方面，我們首先應對這個呂岱如獲選的這個結果予以尊重，就其〈致藝術界朋友的公開信〉來看，呂對於臺灣館的想像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專業和可理解性。但重點在於，我們認為，這並不就意味著呂岱如不需對挑選這三位（而非那兩位「外國」藝術家）藝術家的緣由向社會大眾做出說明，也不意味著北美館館方或雙年展辦公室在事前就不需對威尼斯在地生態的潛知識或潛規則進行分享和告知，在事前就不需對評選標準和項目進行開放討論，並對設計的緣由清楚說明，在事中就不需以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將評選過程透明化，而在事後就不需對這次雀屏中選的呂岱如的策展提案進行完整說明和公佈。

三是北美館與藝術場域的封閉性的角度。

以此，在要求北美館和雙年展展辦迅速確實地進行經驗及資訊的流通和傳承的同時，我們恐怕也必須思考，以怎麼樣的流通條件、環境和方式這些珍貴而稀有的策展智識能獲得更大的社會—而並非只有藝術圈內的—普及和可企及度，如果我們希望北美館和雙年展辦的資訊和執行作業能真的獲得積累、流通、傳承和開放的話。

而既然當初因國內藝術家李銘盛獲邀參加1993年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而開啓1995年以降的「威雙臺灣館參展史」的這個事實有其「偶然性」，既然北美館直言，從1995年臺灣參與的第一屆到2007年臺灣參與的第七屆威雙以來的「策展機制」雖有變動，但「以市級身份籌辦國家級展覽」的「行政結構似乎未曾改變」 的話，那麼，目前由文化部介入整起事件的這個狀況不但顯得極為迫切和必要，且如何藉由這次的事件和爭議，讓過往沈痾延宕許久的展覽評選機制的開放性、知識與經驗流通傳承的匱乏，和「將絕大部份雞蛋放在威雙這個籃子裡」等問題得以獲得充分的曝光、思考、檢視、討論—而非仍只是「多幾個會議或平臺的召開」與仍「由市級館（輪）辦國際級會議」—進而獲得有效的調整和改進的這點恐怕才是當務之急。

最後， 就一般社會大眾而言，面對藝術界對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如今排山倒海而來的批評、質疑、建言和改革聲浪，也許隸屬臺灣或中華民國國籍，持有臺灣或中華民國護照的我們的每一個人都不應以一種事不關己、「隔岸觀火鬥」、「狗咬狗一嘴毛」、「茶壺里的風暴」或「互相看不順眼」的看好戲的心態置身事外，畢竟，臺灣當代藝術（先不論是要以策展人還是藝術家為主）在下屆威尼斯雙年展中的呈現如果還是要叫「臺灣館」，如果「臺灣館」目前還是我們進軍威尼斯雙年展的想像的最大公約數，而我們目前也找不到另外更好的想像或形象建構來代替原先的這個想像的話，那麼，這個「即將到來」的「臺灣館」就不只是文化部的臺灣館、龍應臺的臺灣館、張主任（或「張太后」）的臺灣館、黃館長的臺灣館、北美館的臺灣館，「那些搞藝術的人」的臺灣館，而是你我，你我都已，都可，都能，也都應參與其中的臺灣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