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與監獄對一般人而言，可說是天差地別；但對部分的有志之士來說，博物館與監獄之存在，正是維護大眾利益所必須！由今日博物館與監獄在各地廣設而併行不廢的事實，我們乃觀察到大眾利益存在的一體兩面，往往越是有利可圖的行當，越有可能產生相對極端的效應。政府積極圖謀大眾利益的結果，遂產生了博物館與監獄。因此我們當不會訝異，當代社會有投機客將藝術品、軍火以及毒品三者目為適合炒作的標的。藝術、軍火以及毒品三者天差地別的極端組合，更加具體地說明了在博物館與監獄背後存在巨大的利益、與巨大的風險。本文無意涉及毒品與軍火的討論，於三項短期致富的標的之中唯獨關照博物館中的藝術品，並將以二個發生在博物館場域的鑑定操作為例，指出藝術品本身的巨大風險，凸出博物館為公眾而設的獨特性格，即使是在操作鑑定的場合中之中，公眾利益亦應優先於真偽， 以支持博物館正面良好的形象，使博物館持續發揮潛移默化的教育職能。 

過去任職臺北故宮的前副院長林柏亭先生，於2004年十月間，曾參與旅日華僑彭楷棟（1912-2006，日名，新田棟一）捐贈金銅佛乙事（圖1、圖2、圖3）。由於彭氏的收藏至多且精，｢全球不少的藏家與博物館都在打彭先生的主意，包括作為至親的家人。｣ 隨隆重的捐贈儀式同時登上檯面的是—彭氏親友將一批文物轉交予拍賣行，投入市場，藉其聲名企圖謀取暴利。因此彭楷棟乃委託林柏亭以臺北故宮名義參與競投，費用概由彭氏擔負。參與競投的數個小時中，林柏亭放棄了部分的文物，按見諸《文物月刊》的官方說法是—部分文物的競價遠超乎預期。假如這是對的，那麼，這場拍賣進行的短短數個小時，當猶如天人交戰！假如沒有彭氏全額擔負的壯舉，轉而將競投費用轉嫁到全體國民身上，我們無異將涉入了藝術品交易這巨大的風險之中。

 在國人免除了這一場風險，心平氣和地步入故宮院內的｢楷棟堂｣（圖4、圖5），欣賞彭楷棟一生的珍藏，對於迫切想了解這一批文物故事的觀眾，除了以市場的角度—｢競價遠超乎預期｣，理解部分文物未能入藏的因素外，我們同時還能就文物本身，當面提出問題—問：｢是否還有其他關鍵因素，迫使臺北故宮放棄部分文物入藏的機會？｣ 而此問題的答案正曲折地寫在玻璃櫥窗前的說明牌上，細心的觀眾馬上會注意到，｢楷棟堂｣對於文物的說明採用了至少二個不同的系統—一、有明確的斷代，如｢明代鎏金坐佛像｣。二、則是一種曖昧不明的說詞， ｢隋代菩薩立像（時代由捐贈者自訂）｣。如同說詞二般曖昧不明的狀況，對於專業的學者來說，向來多視為館方客套的說詞之一，因為館方認為該作品存在爭議，基於的專業立場，無法苟同捐贈者的片面判斷，遂用了｢時代由捐贈者自訂｣。一方面對當事人示以尊重，同時保有了博物館社交的彈性；此彈性在市場上、捐贈儀式上、展示上，無不顯露出其運作的痕跡，其代表性的實踐成果就是藝術品鑑定。 

 一如上述，臺北故宮參與拍賣競投，這一類博物館主動投入藝術市場的例子，歷來相當少見。儘管筆者認為鑑定才是真正支持臺北故宮入藏與否的關鍵，但於下一個例子中我們將會看到，鑑定對博物館本身確實存在風險，彭楷棟的豪舉搭配如《文物月刊》的官方說法反不失為一例良好的博物館社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