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還引述了沈佐堯的臺灣之行，當他看到這批作品時，曾經將上述的意見告訴過台籍許姓藏家。而當他應邀為許氏的收藏撰文時，也只是｢談先師在這一階段（筆者按，指傅抱石寓居於重慶貝沙坪金剛坡的數年，約1939-1945）的藝術成就｣。沈佐堯認為 —｢文中舉了很多金剛坡時期的代表作，例如《麗人行》（圖4），寫得很明確，雖未說明其他是偽作，其意見一看就明白的。｣
圖4，（近現代）傅抱石，《麗人行》，款1944，紙本，私人收藏，郭沫若舊藏。
《麗人行》被目為是傅抱石寓居金剛坡時期的代表作之一，曾在拍賣會場上創下高價。除了拍賣會場上激烈的競逐以外，《麗人行》可能也是最多次遭仿冒、作假的傅抱石名作之一，而其中《麗人行》鉅額的成交價當是這些造假畫作不斷挑戰原作的最大動機。據傅二石（傅抱石之子）的說法，《麗人行》的贗品同樣也出現在台籍許姓藏家假上海博物館展出的名單之一，這已經是他看過的第四件父親的《麗人行》！
圖片來源：梁白泉編，《傅抱石畫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圖次22。
對於本文來說，也許沈先生認為自己已在台灣之行時說了實話，寫文章無非是推崇先師的成就，斷沒說假話，因此自己在整場事件中實在是無辜的。
但是，一如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借康有為（1858-1927，圖5）之口激動地陳詞—｢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己愛惜羽毛、怕非議指摘、不願多事、不肯大聲疾呼。｣盡管在開展後，沈左堯曾｢私下對幾個從臺灣趕來的朋友說裏面有假畫｣，但這僅不過是｢私下｣對幾個｢朋友｣說出實話，而忘掉了博物館所肩負的公眾利益！
因此無論鑑定的標準多麼嚴苛，倘若沒有將公眾利益置於鑑定操作之前，博物館貿然操作鑑定則勢將承擔形象破滅的風險。此例的教訓是—一個成功的博物館社交，顯然不宜對屬於私人的藏品、市場的藝術品發表任何意見。
對歐美國家來說，博物館制度已行之有年，如何拿捏公私分界，毋須贅言，但在中國，當然包括台灣，人情的因素，人情的包袱，講｢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其中公與私地界線往往在涉及公的場合內，變得模糊不清。
在文博界，博物館當然是一個觀察此例的一個合適的對象，因此筆者嘗試以（上）（下）文中的兩個例子，作為討論的重點，突顯目前博物館可能面臨的問題，並於結論中提出建言—期望博物館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實施鑑定操作；不要對私人領域的事務多做干涉，以維持為全民而設的中立與開放，以保全博物館本身正面良好的形象。
但博物館對私人藏家與市場抱持沉默的態度，並不表示鑑定這件事在博物館中是毫不存在的。如（上）文中的例一所述，我們仍然可在說明牌的例子上，不斷發現鑑定操作的痕跡。
此外經由對展品的仔細的審視與觀看，對私人收藏家與藝術市場來說，博物館的一次特展、乃至圖錄中的一幀特寫，在在都是一種心照不宣的交流。博物館力求呈現真與美，對於向來敏感的市場來說則猶如一記風向球，指出私人收藏理應具備的等次與方向。
那麼，博物館對鑑定操作抱持沉默的態度，或正猶如孔子所倡言的｢潛移默化之功｣，博物館在此方面絲毫不需多做發言，即可輕易達成型塑社會面貌的重責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