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以宗族血緣為紐帶，社區的公共空間是宗族祠堂，和一些與家族生活密切相關的實用生活場所，如水井。農耕時代結束之後，在中國由傳統社會重新組織為現代國家的轉型過程中，新的公共空間形式應運而生，遍布中國城鄉的中山公園無疑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它們往往集政治記憶、休閑景觀、文化娛樂、體育乃至於博物館、圖書館等功能於一體。

中國各地的中山公園創設於1927年孫中山逝世後，各地紛紛把私人花園、前朝皇家苑囿等改造為公園，這本身是把家族血緣認同轉換成國家認同的一個過程。在中山公園紛紛興建的過程中，中國的“百姓”轉換成了“公民”。對中山公園的研究勢必擴展成為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和文化變遷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對於現代化進程中的視覺文化塑造的思考。

 2003年我開始在中國美院教書，帶學生所做的第一個項目，就是要求學生對每個人自己家鄉的中山公園進行調查。最後的作業形式是要求調查者為這座中山公園提交一個公共藝術方岸。當時我剛到美院，要把社會學、人類學調查的方法引入美術學院，只是隨便拋出一個項目讓學生操作。這個項目，在我的想象中，應該符合這樣一下標準：1，連接著現代和傳統；2，連接著個人和族群、社會；3，既能夠深挖歷史的根脈，有有其視覺化的機緣。4，在每個人身邊都有，人人可以操作。中山公園計劃符合這四個標準。

 當然，這也直接來自我個人對於漳州中山公園的記憶。我少年時幾乎日日造訪仰文樓，向住在樓梯頂端的範益民先生請教書法，聽王作人先生用文讀的閩南古語吟詩。範老師曾經指給我看《鹹通碑》在公園里所處地點。文革時此碑被砸破，碎片被範先生含淚收拾，偷藏在圖書館樓梯間下面的犄角旮旯里。恩師都已仙逝，那些石片而今安在哉？

 2005年開始，我和臺灣策展人羅秀芝開始對話，交談現代化歷史給兩岸造成的族群認同問題。客家的遷移，歷代臺灣知識人的文化認同，公園和休閒生活的關係，現代化進程中公共空間的建構和公民意識的建構，等等，都在討論的議題當中。經過討論，我們整理出了幾個核心的要點：

1，  記憶如何保存及被表達；2，族群認同的建立過程；3，中山公園作為傳統價值觀和現代社會需求的討價還價之場所；4，個人如何被重新組織在現代民族國家敘事裡面。

 2012年，當我有機會把近10年的思考表現在上海雙年展的策展結構之中的時候，中山公園計劃很自然地浮現出來。上海雙年展的總主題“重新發電”，包含了強烈的社會動員意誌。同時，在對它進行展開闡釋的時候，對歷史回訪的關註，對共同體和社群意識的強調，都需要比僅僅是展廳呈現更主動的社會行動來擔當。在這個架構中，中山公園計劃會在核心都市之外，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來展開一系列的發問： 今天，如果血緣、姓氏這樣的古典族群認同技術已經無效，甚至於民族國家的名號也難於激勵共同情感，階級這樣的意識形態認同被現代政治所敗壞，我們是否應該讓共同體建構的權利拱手讓渡給資本和媒體？是的，資本在不斷建構或者制造認同，把我們變成不同層級的消費者，並作為一個團體展開研究。媒體把我們想象並塑造為大眾，讓我們單向地與之發生關聯，而我們之間互不關聯。在這種時代中，如何重新遇見他人，如何重新擁有公共場所，這都關係到我們將如何重新屬於社會。

 就聚集人群的地方而言，它們曾經紮根於四方的需求，用於會晤，交往，成為公器。事實上，先有人群聚集交往，後有公園。而今天的公園，提前規定了我們如何鍛煉，如何休閒，如何擇偶，如何被娛樂和被推銷，乃至如何政治。這個現代的空間，依照民族國家的公共生活想像而建造。（民國時最早修建的中山公園之一是廈門和漳州的中山公園，當年的漳廈警備司令部籌辦公園的計劃書，為我們詳細展開了一整套現代國民生活設計。）今天，它被全球化大潮席捲而去，地方化雖然依然在以植物和飲食、口音的方式頑強抵抗，但媒體和資本的力量，正在越來越把地方化變成一種刻意的表演。於是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關於不同的地方化內容的相同表演。在今天，如何重新獲得地方，也是我們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藝術可以做什麽？發生在中山公園裡面的哪一些事情，是我們期待藝術去更好地承擔的。在這座公園裡面，有地方性的植物和全球化的商品，有帶著鄉音和外地口音生活著的人們，有鄉人和外人，有俯視後人的開國者雕像，和講故事的人。這個人們願意離開家和單位而來臨的場所，正是藝術可以作為之處。只是這裡的藝術應該和美術館裡面的有哪些不同，怎麽去做，有什麽用，所有這些，都還需要有所計較。 歷史文化名城漳州的清代府衙，在民國時期由陳炯明建設為漳州第一公園，後改為中山公園。數年後漳州被中央紅軍攻陷。今天的漳州中山公園，清代府衙仰文樓成為市立圖書館和畫院，何應欽的碑文和閩南革命烈士紀念碑在同一廣場上相對。說書人、南音傳人在這裡表演。漳州中山公園及其附近的老城區，成為探討集體記憶和都市文脈的典型場所。

 本計劃擬在中山公園內舉辦一系列展覽，趙婧妍的《府埕故事會》以本地小學生講述的故事為藍本，發展出一系列連環畫繪本，成為一個閱讀中心，勾連起老公園的記憶。將展出福州的油畫家陳宗光的《老蔡遊園記》系列油畫，講述了一個極端平庸的小市民“老蔡”在公園的手足無措和平衡的努力。臺灣藝術家高峻宏的《愉快貨幣計劃》是一座竹銀行，以手制地方貨幣的概念，與周邊臺灣路、民主路、香港路等民國老城區中老街上的民間藝人合作，討論勞動價值和鄉民契約。臺灣藝術家孫懿柔的錄像裝置《往返歷史的蟲洞》，則是對臺灣紅毛城歷史的個人化解讀。大陸攝影家何崇岳帶來的《人口老齡化》系列攝影，走訪了中國各地農村因青壯年悉數進城而形成的空巢村莊，老人們聚集在各種鄉土建築之前合影的身影，訴說著一代人的奉獻和成就。

 於此同時，在漳州的新市政公園碧湖公園內的碧湖規劃展示館，這個充滿未來主義意誌的場所，我們將植入一個“向後看”的展覽。漳州藝術家楊暉早在這裡被開發為市政公園之前，就對如今已經消失的四個村莊進行了長期的影像和聲音采集，形成了碧湖聲音地圖。另一位本地藝術家吳明暉的《公園植物考》，則與碧湖公園來移植來的怪異植物形成概念上的連接與比照。閩南自古僑鄉，植物的歷史並不像粗看上去那麽自然而然（例如“番薯”其實不是“地瓜”，而是從南美在明末傳入此地，而後遍及中國，營養了明末清初的人口大爆炸）。而今年來中國各地的開發區，植滿大量樹幹移植後重新在頂上長出細枝，導致造型十分趣怪的植物。我們特意運來的作品，都是與鄉土生活記憶為核心展開的。例如臺灣原住民藝術家阿美族的拉黑子·達立夫的漂流木雕塑、臺灣魯凱族藝術家峨冷·魯魯安的椰子纖維雕塑、大陸藝術家鄔建安的銅雕等。這些作品居然遠遠近近地和樹木相關。 

 除了這些短暫的展覽，漳州站計劃謀求未來在漳州落地建立“漳州城市記憶中心”。“城市記憶中心” 既是一系列展覽計劃，也是一個文化活動的策劃機構。它出現在城市快速發展的轉型期，致力於延續城市文脈，采集集體記憶，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和引導，並集合學術力量，為城市發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一定程度上扮演智庫的職能。它將成為政府、民眾、知識精英三方良性互動的平臺。城市記憶中心將以“公共體故事會”、“鄉賢系列展”等方式展開工作。作為一種公共文化設施，它可以理解成一種新的“社會器官”，在民眾中培育尊嚴感和自治精神、互助精神和共同體情感，緩和發展與記憶的矛盾。

  “中山公園計劃”是中國當代藝術接通地氣，把根系伸向民眾之間的新一輪的努力。它有三個向度，一個是時間上的，一個是空間上的，再一個是精神上的。時間上，中山公園計劃一方面把上海雙年展的啟動當作起點，發生在整個雙年展的期間，有些項目甚至成為落地永久存在自行發展的項目。時間向度的另一端，則是回顧整個中國的現代化歷史。

    空間上，“中山公園計劃”把上海的當代美術館作為出發點，深入到閩西南的土樓，漳泉廈的中山公園和老城核心區、金門、淡水、花蓮等地，再回到上海。努力讓當代藝術走出核心都市，與更廣闊的人群互動。同時，在上海浦東機場的項目則連接國際和遠方。正如樹木，一頭是深入的根系，一頭是伸展的枝葉。

    精神上，中山公園計劃是一種尋根，是一種回家，但是是回到未來。整個中山公園計劃充滿了個人命運與歷史命運相交纏相塑造的案例。發生在各地的社會空間之中的大量的對話、交流，探討的議題，無非是如何讓我們的公園中走動著公民，是如何讓“民學”在中國復興。而著在中國，是一種被期待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