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允明（1460-1526）的才華生前已為人推崇，時人將唐寅（1470-1524）、文徵明（1470-1559）、徐禎卿（1479-1511）與祝等四人目為｢吳中四才子｣，四人各方面的成就不一，祝允明顯然憑藉其出色的書作，獲得青睞，最終搏得｢國朝第一手｣的評價。

我們如何評價一位一等一的大師，不外乎由二個方面著眼—第一｢傳承｣、第二｢創新｣。對於書法這一門歷史悠久的藝術來說，傳承只是最基礎的基本功，能否在開創新局，乃成為書法家決勝歷史定位的重點所在。然而許多傳世書有｢祝允明｣款的贗品，往往對我們認識、欣賞這位大師造成困難，從而歪曲了祝允明在觀者心目中的形象，混淆了歷史進程。因此我們當不意外，二十世紀以來，最早一場關注祝允明的展覽，首先乃就作品本身複雜的真與偽展開討論，策展人並直白地將該檔展覽的副標題為｢祝允明問題｣（圖1、圖2）。

    將視野擴及至藝術史的討論，一九七七年該展關注的｢祝允明問題｣，無異反映了中國藝術史在西方作為一門新學問，所將遭受的檢驗與懷疑—在未能確定是否為真品的前提下，無法進一步進行研究，海外研究中國書畫的先驅方聞教授，即曾回憶｢......五十年代以來，我們一開始的態度，就是不相信有宋畫！｣在此風氣下，甚至如國寶《早春圖》都曾遭受強烈地質疑，搖撼故宮成立的基礎。

 回首向來，台北故宮於新年伊始，再次以祝允明為主題，舉辦書法展，企圖心不言而喻！（圖3）包括選件、展示無不在考驗台北故宮的研究人員，能否超越夾纏在作品本身的真與假，將｢祝允明問題｣帶入更高的層次，反映學界研究的進程，如此目標，同時成為參觀時另一個重要的焦點與心得。因此，本文嘗試從大師的人際網路與歷史網路等二個縱橫不同的向度，重讀作為展品之一的《詩翰卷》，以作為此展的當代註腳。

 南京作為閃耀古今的歷史名城，自具有兩種矛盾的文化性格，不斷加深其魅力；詩人杜牧首先注意到南京城深厚的歷史澱跡，慨然寫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然另一方面莊嚴的南京在詩人眼中亦是一座繁華的享樂之都，有多元豐富的夜生活，得｢夜泊秦淮近酒家｣，聽賞歌女徹夜不眠的表演。

    南京城這兩種矛盾的文化性格，迄祝允明生活的明代猶然，一方面南京作為北京第二個政治上的陪都，供養著一批無所事事的官吏充任閒職，比之唐朝，擁有更多政府投注之資源，營造出更多的風月。

  因此，當我們在此札中讀到祝允明｢復寓金陵（南京）｣時，我們不免聯想到，是否這座城市曾給他帶來深刻的印象，吸引祝允明再次前往寓居，今天我們仍得以提出一件證據—來自吳偉筆下的《歌舞圖》（圖6），帶觀者直擊祝允明的南京體驗。

    作為《歌舞圖》主角的是畫面下方的歌伎李奴奴（圖7），據左上角唐寅詩後的附記提到，｢李年方十歲云｣，李奴奴憑幼齡之姿態步入風月，在眾人的腳跟前開始起舞表演，當事人過分早熟的青春光彩無不讓在座眾人為之驚豔，毫不吝嗇地寫下連篇讚揚的詞句，唐寅作為當然爾的第一人選寫下了精采的開篇，可說在某種程度上坐實了｢唐伯虎點秋香｣的份外遐想。此外，更讓人訝異的是，祝允明也在這場一五ｏ三年的派對中現身，矯情地在詩後寫下｢伯虎數月後漫為續響，恐不免汙佛頭耳｣，有意錯用｢佛頭｣將唐伯虎譽為渡化童齡歌伎的聖人，這句話的重點恐怕不在唐伯虎本人浪蕩風流的程度，而是在座的眾人，包括祝允明，已能用積極、正面的心態看待風月，頻頻以詩文做出回應。於是乎，觀者還能看到祝允明使用了端莊的顏體楷書，故作慎重地寫下讚美早熟青春的詩篇（圖8-1、8-2），亦是有意錯用了顏真卿不屈殉國的嚴肅教訓。此詩與書二方面的才華，或更勝於唐寅片面的輕薄與膚淺，特別是書法，再度於歷史時空上演出了巧妙的與古會。

 因此，我們必須再將討論的焦點轉移至《丹陽曉發》一札中的米芾傳統，為何祝允明選用了米芾，這在祝允明與好友沈辨之進行交往時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裡我們同樣得提出一件證據—祝允明跋米芾的《蜀素帖》（圖9），祝允明於文中寫下｢余有意學米｣。據此作者無心流露的自白，我們大概能揣測沈辨之在祝允明人際網路中的位置，顯然類似古來以才華、技能相賞的知音。儘管友朋間的交往難脫禮尚往來的俗套，包括如本例《丹陽曉發》一札中所見的詩詞應酬，以及制式的套語，但作為發動這一社交網路，主動爭取｢相賞｣的祝允明來說，他仍在字裡行間下足了苦心，期望好友看見他無形的創作歷程｢有意學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