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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殺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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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藝術的政治表達
撰文/曹志宇 │發佈時間:2013-05-05 14:00
圖1/電影《英雄》中,暗殺失敗後遭禁衛軍團圍剿的刺客無名

▲圖1/電影《英雄》中,暗殺失敗後遭禁衛軍團圍剿的刺客無名

刺客手握長劍,孤身一人面朝宮廷寶座上的始皇帝,他謹慎向後挪移,這腳步輕地有若優雅的貓,遺憾刺客早痛然錯失暗殺的最佳時機,連同這優雅的步伐無不透露出一股莫名的狼狽。眼前的禁衛軍團手執兵器,只候指揮一聲令下,不一時箭矢漫天嘎響,飛朝刺客隱遁的方向而去,大片黑壓壓的箭影掩沒了原本燦藍的天色,並迅速地收拾了這場危機。這是可能電影《英雄》中最扣人心弦的幾分鐘(圖1);導演張藝謀不借助任何的對白,唯有刺客緩慢撤退的一陣沙沙的腳步,刺客腳底下規律的節奏一面透露他本人高深莫測的功夫,更襯托出此人的決心,死有何懼!另一頭,禁衛軍團規整的步伐由遠及近,一聲強過一聲,刺客再非凡的決心仍不免掩沒在這國家機器運作的巨響下,終至被無聲的摧毀,僅剩下廣場中「咻咻」的幾陣風煙,然接下來片尾的幾句話,卻不免讓在場觀眾嘩然不已—「秦始皇一統天下,修護長城,護國祐民。」

圖2/萬里長城作為著名的政治符號,長久以來即存在兩大不同的解讀方式—或謂中華民族之榮耀,或代表政治暴力

▲圖2/萬里長城作為著名的政治符號,長久以來即存在兩大不同的解讀方式—或謂中華民族之榮耀,或代表政治暴力

 儘管張藝謀事後於記者會強調「藝術無關政治」,觀眾不應從《英雄》論斷本片是否另有所指。然而張藝謀在口頭上阻絕了藝術與政治可能的交會,未免輕視了片尾中出現的萬里長城,亦顯示出作品力有未逮的一端—《英雄》顯然無法有效地調合如萬里長城般複雜的符號。長城作為團結中華民族的最大公約數,巍巍橫亙於關外,向裡頭連繫起各個不同的族群,塑化為中華民族,此漫長的過程中,自長城自興建以來,即存有兩套不同的理路,無數來自政府官方的敘述中,長城一再地被美化,終成為民族歷史榮耀的象徵;但存在民眾的記憶中,長城卻有可能結合孟姜女的傳說,成為政治暴力的標誌(圖2)。無疑張藝謀製作《英雄》選擇的是前者,但他同樣以萬箭齊發的壯觀場面描述令人無法抗拒的政治暴力,更使得《英雄》將長城視作歷史榮耀的選擇頓時出現裂隙。如是,導演在記者會中的發言某部分當是對的,《英雄》將歷史榮耀與政治暴力並舉,各給了相當的發言空間。導演自然預期這部作品不是另有所指,而是相反地,《英雄》尊重來自各方面的意見。至於另外一部分錯的,或是這個觀看角度本身,它忽略了電影中重要的主題—暗殺。

電影《英雄》劇照

▲電影《英雄》劇照

自03年的《英雄》以來,華語電影市場上一時出現了許多以暗殺為題材的大片, 儼然自成一股「暗殺熱」。如《十月圍城》企圖暗殺孫中山,或者《風聲》開頭即延續《色戒》未完的故事,開展一連串特務針對偽日政權的暗殺行動。這幾部大片的歷史舞臺不約而同地指向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其實並非偶然。然而本文關心的並不是暗殺中諸多令人髮指的、匪夷所思的行動與細節,而是基於一個來自觀眾的假設,視電影—第八藝術為「文本」,而不是真實的「史事」。文本顯示的不是客觀現實,文本是不同社群對自我生存處境的主觀認知,它包含各種的表達與記憶。換言之,暗殺行動是我們對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獨特記憶,而這個來自文本的假設,遠更引人爭議的是,筆者以為,它也包含了電影製作人對於當代景況微隱的表達,因此遂有了本文的第二副標題—「第八藝術的政治表達」

圖3/支持無政府主義,以暗殺手段行刺沙皇的東歐女英雄蘇菲亞(Sofya Perovskyaya,1853-1881)

▲圖3/支持無政府主義,以暗殺手段行刺沙皇的東歐女英雄蘇菲亞(Sofya Perovskyaya,1853-1881)

忠實的觀眾猶當記得,從《色戒》以至《十月圍城》,混亂的時代背景,每每為暗殺行動鋪陳合理的動機。與電影中混亂的時代背景兩相呼應的,則是二十世紀初期普遍流行的一種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或直譯為「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首見於俄國大革命,無政府主義旨在號召有志青年,反抗政府壓迫,追求自由、平等、合作之理想生活的實現。但是放諸實際操作,卻往往不擇手段,常與恐怖活動掛勾,為原本追求理想生活的宗旨添入暴行的實質。

以無政府主義作為改革政治主要訴求與主張,對二十世紀初競爭日趨白熱化的國際社會而言,不啻是一劑猛藥,在中國同樣引發正反兩派的辯論;其中支持者認為,若是成功暗殺了一名政府要員,便有可能激發上位者做出有利眾生的改革,這使得改革的願景日趨宏大,暗殺的層級隨即不斷升高。無政府主義成正比的恐怖邏輯在《英雄》裡已做了有力的回應,秦始皇與刺客二人的生與死,一舉一動,無不維繫了天下蒼生幸福的願景,弔詭的是,唯恐性命不保的秦始皇同樣也在危急一刻規模出蒼生的幸福願景,企圖爭取時間,終使得刺殺行動徹地底翻盤。其中張藝謀設想的情節,除了太史公之《史記》可能提供必要的張本外,刺客與秦始皇對話中,二人動輒「國家」、「人民」的談論,每每將人物跳脫出原在數千年前的歷史,重新投入近代以來的時空,亦在在使人比附起民初著名的小說《東歐女英雄》。書中的蘇菲亞(Sofya Perovskyaya,1853-1881,圖3),作為支持無政府主義的有志青年,她在俄國大革命中的關鍵角色,更提供了後人可資參考的典範。

圖4/電影《風聲》中,身處情報戰中心的主人公顧曉夢,對崇高理念的堅持遂使得她罩染上一層英雄般的色彩,與民初新女性的風潮遙相呼應

▲圖4/電影《風聲》中,身處情報戰中心的主人公顧曉夢,對崇高理念的堅持遂使得她罩染上一層英雄般的色彩,與民初新女性的風潮遙相呼應

 蘇菲亞暗殺沙皇之行動堪比伏擊秦始皇的張良。蘇菲亞拿捏準了沙皇隊伍將行過冰封的河流,她夥同友朋在沿途投擲手榴彈,事後功虧一簣的結果,反讓蘇菲亞在受審過程中知名度大增。蘇菲亞事蹟經由日本傳至中國,乃有作者起意撰寫女英雄一書;而蘇菲亞的形象,或許更類似《風聲》中身處情報戰中心的主人公(圖4)。對崇高理念的堅持遂使得她們罩染上一層英雄般的色彩,與民初新女性的風潮遙相呼應,《風聲》不斷藉女主角英勇的行動暗中打擊、挑戰傳統的男性自尊。其中導演陳國富選擇女性達成任務的獨特眼光,則引人進入當時中國國事荒唐的窘境,迄晚清無數的知識分子投身無政府主義,爭取改革無望後,導致多數人選擇逃避現實的側面,他們深信或催眠、幻想自己相信,全憑一位女子的暗殺行動便得以承擔一新天下的重任。

圖5/推崇激進的無政府主義的秋瑾(1875-1907)。1905年,攝於東京,身著男裝,煥發男子氣概。

▲圖5/推崇激進的無政府主義的秋瑾(1875-1907)。1905年,攝於東京,身著男裝,煥發男子氣概。

 當時為數不少的海外留學生更可能如前者般的「深信」,以至「浪漫得無可救藥」,包括至今耳熟能詳的秋瑾(1875-1907,圖5)。一九0四,時在日本的魯迅(周作人,1881-1936)便以為秋瑾之所以革命失敗,遭清廷逮捕,就義,全肇因於年前秋瑾在日本公開演講時獲得在場留學生滿堂的喝采,眾人「浪漫得無可救藥」,一同把秋瑾過度地神化,魯迅因此向朋友說道,秋瑾她是給「捧殺的」!

一如魯迅口中諷刺、露骨、尖酸的話語,自然不易改編成電影般討喜的題材,但魯迅過分地現實亦導出了重要話題,轉成為另一類作品關心的重點—一廂情願的暗殺行動往往導致悲劇性收場,與其寄望一人,不如塑造一種舉國的共識形成革命的氛圍,以求推翻現有的統治。觀眾於是看到了另一類的《十月圍城》中的孫中山先生。

圖6/可能激發《十月圍城》構思的一禎歷史鏡頭。坐者左起楊鶴林、孫中山、陳少白、尤列。

▲圖6/可能激發《十月圍城》構思的一禎歷史鏡頭。坐者左起楊鶴林、孫中山、陳少白、尤列。

 電影虛擬一九o五年十月間,先生來到英國統治的香港,改組同盟會,尋求海外華人支持,意圖形成一種國際性的輿論氛圍,強調革命勢在必行(圖6)。清廷獲悉後,派出殺手,前往香港埋伏暗殺先生。《十月圍城》至此,一反了前者由人民暗殺政府要員的公式,一新同類電影的節奏感;而政府本身主持暗殺行動,則意味著拒絕讓步!

圖7/電影《色戒》描述國民黨特務周旋於偽日政權間的情愛,忠實呈現原著者張愛玲複雜、矛盾的感情世界

▲圖7/電影《色戒》描述國民黨特務周旋於偽日政權間的情愛,忠實呈現原著者張愛玲複雜、矛盾的感情世界

 至於,如《色戒》背景中二大勢均力敵的政府組織—偽日政權與國民黨政權間的情報戰,雙方你來我往的暗殺行動則無異於一場難以化解的膠著。《色戒》改編自張愛玲原著的短篇小說,主人公將執行暗殺行動,和偽日政權周旋的過程笑稱「作戲」,而她好比那個身不由己的「戲子」(圖7)。眾所周知,張愛玲(1920-1995)部分的作品難脫濃厚的自傳色彩,張愛玲昔日的海上戀人即是著名的「漢奸」胡蘭成。因此《色戒》的情愛不僅影射國民黨與偽日政權一時勢均力敵、膠著難解的關係,同樣也有為張愛玲本人開脫的意思。正如她一再強調的「戲子」,劇本當指背後的這個大時代,而張的愛情則無奈地被推向前來。李安極盡揣摩張愛玲複雜、矛盾的情緒,如此豐厚的劇本遂給了演員相當發揮的空間,但李安坦承,這是其中經營最艱難的一段—中國官方不斷要求導演修改劇本,因為中國毋須對日本妥協、上床,也不允許一點的複雜、矛盾。

電影《色戒》劇照

▲電影《色戒》劇照

 李安拍片期間遭遇的困難,坐實了本文開頭富爭議性的假設,電影包含了製作人對於當代景況的隱約、曲折的表達。作為第一觀者,審查《色戒》的中國當局,相當明白這一點,儘管電影的時代背景在政治混亂的民初上海,這所「冒險家的樂園」似乎蘊含有無限的可能,但囿於眼前中、日緊張的國際關係,使得電影的尺度亦隨之縮減,日後在中國上映的版本甚至剪掉了三場李安以為重要的「床戲」。

沿著此一假設,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地對前述的《十月圍城》加以發揮。本文以為,其中的清廷與先生,無非是黨中央與香港間曲折微妙的縮影。儘管黨中央一再意圖消滅香港人民自主的聲音,然而香港十九世紀以來國際化的環境與資源,本身一個多種聲音的複合體,猶若《十月圍城》中前來保護先生的各方好手,香港多元化的景觀同樣保障了民主生存的機會,遺憾仍難脫黨中央嚴密的監視與殺機,有如「圍城」。而另一部《風聲》中的潛伏的殺機,則在塑造女英雄的安排中,成為當代提倡男女平權,以致競爭發言權的縮影;《風聲》亦影射了部分男士恐懼陽痿的焦慮,因為女特務總神出鬼沒地在各種場合執行暗殺,藉著暗中搞鬼,分食掉原本男性認為理所當然的情報、的資源,雙方你來我往的暗殺於是隱射了此競爭過程中不為人道的一面,成為富有新意的動作。

圖8/民進黨於09年9月20日策畫的睡衣遊行。訴求「無能、停薪、反官僚」,因無能政府讓人民不安心,土石流來,只能半夜穿睡衣逃命

反觀臺灣,與上述的港資、中資電影作品相較,儘管多數人普遍對眼前政治深感到失望,淪為無感。然而從這個失望以至無感的過程中,我們竟然無法在國產電影中尋求到任何有關的訴求(其中唯一一部以暗殺為題材的《彈道》還是由香港出資拍攝)。往好的方向來說,臺灣出產的電影亟力與政治劃清界限的做法,確保了藝術本身的純化,但過度的純化又往往使得觀眾猝難理解。以致我們必須「向自認清新的小毒瘤開炮」,要求「回歸現實生活」!儘管這一類的檢討不時地浮出檯面,但國內電影市場在政治無聲的默契下,終還是遭同類的港資、 中資電影趁虛而入,自是大大地弱化了臺灣從事政治表達的機會。

或說,除了電影之外,臺灣不是沒有政治表達的管道,但我們同樣不應略,電影作為第八藝術的特出地位,自形成一種參考的指標,同時多數人更對文化產業寄予厚望,期待其中的電影能形塑社會的境界、的品質。然而在近年來媒體上看到的政治表達卻是日趨脫序,有睡衣遊行,甚者玩命臥軌(圖8、9)。在眾多脫序的政治表達下,觀眾已看不見崇高的訴求,反而諷刺地演示了大眾參與的通俗文化不外乎色情與暴力的一面。這足以再次讓人反思藝術的各項功能,以本文提出討論的作品而言,藝術本身即發揮了優秀的加分效果,終將訴求帶往更高的對話層次,甚至較社會運動更加實際地,改變了觀眾對於歷史事實的認知,猶如暗殺行動般,自帶有一股曲折而深刻的力道!而今從電影市場中的「暗殺熱」,我們乃再次碰觸了當代活絡的政治觀點,以及臺灣在此對話中的沉默表情。

圖9/13年2月5日,不滿勞委會堅持編列2千萬預算告勞工,以「紓困補貼實施計畫」變相施捨弱勢勞工,卻不願承認行政疏失,300多名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全關連)勞工下午「蛋洗」勞委會抗議,隨後轉往臺北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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