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活躍於杭州城的聞人耐得翁（活動於十三世紀初），則在《都城紀勝》中以審美為歸旨，總括世家子弟｢燒香、點茶、掛畫、插花｣等諸般賞心樂事。其中，｢燒香｣最早可能也是屬宗教儀式的一環。例見屈原《九歌》。《九歌》改編自楚國民間在祭神時的演唱和表演， 包含以香招引亡魂前來赴宴的章節。至於｢插花｣可能也是觸發香氣的媒介之一。然至南宋，圍繞香與花間的宗教儀式，已由昔日團體性質的合作交流，轉過渡到強調個人性的感官層次，同｢點茶｣、｢掛畫｣共為針測教養的指標之一。換言之，宗教與品味間的關係在世家子弟眼中，二者無非是一體兩面，相互緊密綰合的一個整體。其中，實踐的步驟如｢其食必按《本草》其居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則讓我們意識到，一如《四景山水》表現的四季變換，深刻地塑造了當事人活動的情狀。身處於其中的世家子弟，從起居作息的芝麻小事，以至抽象、無可捉摸的｢仙意｣、｢仙境｣，亦通通被導入進四季變換的軌跡之中。

二、雙休日制與市民生活

一如《四景山水》描繪的世家子弟，這一類遵循自然原則，經營生活諸多｢宜事｣與｢不宜事｣的方式，今日已濃縮成一套具體而綿密的｢農民曆｣。翻閱農民曆條列式的敘述與計日，使得數百年前的精神生活對我們而言仍有跡可循。然而在展出《四景山水》的北京故宮（圖5），觀眾實際上依循的，更可能是另一套人為法則，真正決定了當事人與藝術會面的機緣！那就是｢五天—兩天｣的雙休日制（在台則稱｢周休二日｣，為顧及所論作品展出情境，下文皆使用中國官方所訂的｢雙休日制｣）。

北京故宮實施雙休日制的起源，可溯及一九九五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第174號令，發布《國務院關於修改〈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落實自同年五月一日起，實行五天工作制，即職工每日工作八小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時。學校、醫院門診、企業等也相繼跟隨。換句話說，一年共有256個工作日。

從國務院發布的一紙號令上，我們又見到肇因於政治制度使然，影響一生遭遇的縮影。一九九五年改變計日法則的這一次，進一步切割了原先人與自然密切的關聯；在《四景山水》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之間，計日法則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自然轉變為人為刻意地操作。

不乏許多假設北京故宮同台北故宮一般全年無休的台灣遊客，假日到訪，卻碰得一鼻子灰。這個掃敗遊興的教訓，碰觸到在人口密集的都會中，一個類似農民曆的潛規則—儘管是處在周末的時段中，也存有諸多的｢不宜事｣劃分市民應當從事的活動。

站在偌大的天安門廣場，放眼望去，人潮擁擠（圖6）。在上海之後，北京成為舉國人民最想逃離的城市。這股萬頭攅動，逃離的城市欲望，又取代了過去渴望成仙，圖謀改變生理時間，繼轉成為一種更加平民式的訴求—期望在雙休日制中，遁入四通八達的城市網絡，改變身在的地點，換得休憩空間。於是在人來人往的地鐵站，我們瞥見了周末與休閒、政治間的關係彼此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僅是北京市民，如上所述，關於周休的成立，其造成的｢歷史性變化｣，說明了這是一個屬於全球性的問題！

三、東西休閒面面觀

｢周末（weekend）｣這個源自西方的詞彙，在二十世紀初，隨政權演替，移植入中國。｢周末｣原文作week-end，連接week與間的隔線，意味著這不是一個獨立單詞。但隨著勞工運動風起雲湧，基本工作時數從三零年代的一周六十五小時，一再往下調修，降為一九九五年中國官方公布的一周四十小時。原字中間的那一小橫隔線也悄然不見了，這一個文法上的改變，不僅意味著一個嶄新單詞（weekend）的誕生，它同時也反映出，周末它不再只是一周的終結，周末兀自有了一種相對的獨立性和權威的品格。

是的，對大部分的市民來說，｢周末到來｣相當於古早時期的四季更迭、相當於生活節奏的切換。各大傳媒近年來著力經營周末特刊（圖7），特刊包含郊區優美的景點，以及市內數家的美食餐廳，再搭配上邊緣幾欄運動用品廣告，以及百貨零售的特賣消息等等，特刊以專題形式說明了周末適合從事的諸｢宜事｣。它規約了讀者們何時事休閒，更還關係到—周末如何從事休閒。

同為北京故宮收藏的《伯遠帖》（圖8），作者王珣（349-400）首先為讀者在書史上拈出｢優遊｣二字，遙指現代，為市民從事休閒活動，注入一股藝文方面的空氣。｢優遊｣在王珣活動的東晉時代，當指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試讀《伯遠帖》中貫銜｢優遊｣的上下幾句：｢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可知王詢在信裏寫下的是樁數千年前發生的慘事—距伯遠兄弟在事業正盛之時辭世，業已一周年了，伯遠生前廣受眾兄弟們敬重，奈何體弱多病，一直想過優遊自在的生活，遺憾當初事業剛剛有起色，這樣的事就發生了，沒能達成願望。

東晉世家子弟將從事休閒的自由，擺在個人生命的第一順位，其次再談工作事業的價值觀。《伯遠帖》描述的事件，使人注意到，雙休日制尚未成定局前，休閒與工作（對如王珣等人來說，應指出仕當官），儘管存有優劣的價值分野，但並未如現代般，兩肇互相衝突，一旦選擇了工作，勢將犧牲掉原屬於周休的寶貴時間。

時下休閒與工作的關係，按英國著名作家卻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的說法，周末的成立｢越來越容易讓人獲得這些東西，而不可能獲得那些東西｣，因此他奉勸讀者，不應該把休閒和自由混為一談！

時下我們視搭上地鐵，作為一種逃離城市的自由；然而在卻斯特頓看來，自由與休閒之所以會造成混淆，主要是因為，休閒通常用來詮釋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第一，指允許做某些事。第二，指容許做任何事。第三，指允許什麼事情都不幹｣。其中第一種是常見的，猶如前舉的周末特刊，一目了然；近年來，周末特刊一類的報紙飛快增長的頁數，還說明了休閒活動日趨多元的現象。但儘管休閒活動的數量呈多邊、多元地增加，上述第二種意義的休閒，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形塑自我的休閒時光，將休閒與生命有機地連成一體，一如《伯遠帖》中早逝的世家子弟，通常只見於藝術家和哲學家。然而在卻斯特頓看來，說到底，休閒 並不是一個攸關生命的課題，專屬於藝術家或哲學家。實際上，當一個倫敦市民有權｢什麼事情都不幹｣，他就已經擺脫雙休日制的羈絆，坐擁真正的自由，遺憾多大數人無疑是受到周末所奴役。

回到吸引觀眾目光的《四景山水》，第四開中踏雪尋梅的公子（圖9），他跨坐在驢背上，手裡撐防著一把油紙傘，說明這一個快雪乍晴的冬日。在隨從的引領下，公子謹慎通過冰滑的小橋，沿著橋下道路，探尋山中清冷的梅花。

這段途經小橋的下坡路，其中蘊藏的挑戰與風險，倘若切換為一個當代熟悉的場景，我們不難想像，此刻眼前出現的，或將會是一位選擇假日從事極限運動的市民。市民活動的地方，很可能只是一所距離住處不遠的活動中心，他仍然會講究地穿上強調貼身與彈性的炭質纖維，牢記各類的專業術語、配備的使用方法，一副渾身嚴肅兮兮的模樣，猶如代表國家出征奧運的健將，今昔差矣！

十九世紀以來，周末的獨特的品格與權威，不只增加了休閒多元的內容，也改變了當事人從事休閒的心態。反觀踏雪尋梅的公子哥，得過且過的優游姿態，彷彿正在說：｢如果一件事情是值得投入的，那麼就算失足弄壞了，又有什麼干係呢？｣語畢，便招來了隨從轉身一記憂心的回望。看！隨從回望的姿態，不啻是對現代人以輕蔑的業餘之姿，投入休閒的評判。得想見，那下眼神中必飽含了種種意在言外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