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美術館？

撰文／黃建宏

以這個標題當作「提問」的開始，就是一件既荒謬又令人心痛的事情。因為，這問題意味著美術館原本具有的公共性，或它在人類文化史中所追求的公共性，在台北變成了一個涉及「佔取」與「剝奪」的問題；換句話說，台北人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有知與無知之間，「冷漠」、「無法意識」、「誤解」、「捨棄」甚至「扭曲」了自身理應享有並投注參與的文化權力。

陳界仁的宣稱是一個藝術家進行的宣稱，同時也是個勞動個體進行的宣稱，這個宣稱面對的是原本每個人包含他自己，以其特殊能力或意向都有權利得以介入的場域：公立美術館。有人以藝術家身分來美術館，有人以市民或納稅人的身份來美術館、有人以其各種能力來美術館工作、有人以其知識或見解來美術館發表等等，因為公立「美術館」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如何開放出這個公共場域，豐富這個場域的文化內容。一位藝術家、市民、勞動者對著這個公共場域「切斷」之間的關係，意即「廢除」自身的一份權利，同時「控訴」其公共性的喪失，如果他的作品是足以獲得肯定的，那麼，這「切斷」的宣稱同時意謂著「我們」喪失了與其他藝術家、公民和勞動者分享的權利。

是「誰」造就了這個情境？是「誰」讓原本屬於所有人的公共美術館變成了一個跟「誰」產生關係的問題？我要說的「誰」不是狗仔隊追逐的「某某人」，而是因為發生特殊操作指向所造成的「殘缺公共性」，甚至踐踏公共性。從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收回館內策展（既暴露出推動台灣當代藝術國際化的展演在館內被邊緣化，也進一步呈現出公共資源被技術官僚佔奪）、花博對於美術館的「整併」（如果調出館長當初參與典藏咖啡舉辦的座談發言，就可以聽到這並非美術館自身的規劃，而是一種政策外力的整併），以及蔡國強個展由商業畫廊介入規劃並動用超過台北「國際」雙年展經費的大量「稅收」進行展演（館方同樣以中央政策為說詞，再次暴露館方專業的無能），加上館方接受大量國際「封包」展覽，卻絲毫無能也無心給出教育和專業的詮釋觀點，只是一味強調入場人數。以上種種呈現為一個極端「分裂」而「錯亂」的公立美術館機構，既在非官方公開發言中不斷強調自身的無能，又在公開的作為中表現出肆無忌憚的粗暴。這個「誰」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那些被館方指稱為中央或高層的「某些人」、「某群人」，好笑的是對納稅人而言，這個館方不就是台北文化機構的中央嗎？然而，這個「誰」終將在公共資源被剝奪之後，由我們在台灣的文化史中來扮演這個殘缺不全的「誰」。

公立美術館不會只是藝術家的舞台，而是大家的舞台，今天藝術家會發言是因為這就是他們的工作場域之一，但今天如果只是藝術家發言或關懷美術館的佔奪問題，我們將會發現台灣的公立美術館，甚至好好看的「主題館」，只是炒地皮、讓台北房價堅挺（而納稅人疲軟）的舞台（可參閱八月號La Vie雜誌關於花博的報導）。我在此希望有人能夠一起呼籲台北市市長、文化局局長與北美館館長現身各自說明他們專職專業對於藝術文化建設的觀點跟規劃，希望不會真的看到原來官方的文化想像只是失去專業觀點的階級式政令的執行，或是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名，為了眼前的政商利益而斷送文化建設的積累與培育。

公立美術館不會只是藝術家的舞台，而是大家的舞台，今天藝術家會發言是因為這就是他們的工作場域之一，但今天如果只是藝術家發言或關懷美術館的佔奪問題，我們將會發現台灣的公立美術館，甚至好好看的「主題館」，只是炒地皮、讓台北房價堅挺（而納稅人疲軟）的舞台（可參閱八月號La Vie雜誌關於花博的報導）。我在此希望有人能夠一起呼籲台北市市長、文化局局長與北美館館長現身各自說明他們專職專業對於藝術文化建設的觀點跟規劃，希望不會真的看到原來官方的文化想像只是失去專業觀點的階級式政令的執行，或是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名，為了眼前的政商利益而斷送文化建設的積累與培育。

我們需要北美館館長的，不是一大堆說明跟辯護，而是這一連串美術館的作為到底基於怎樣的藝術想像！

作者現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專任助理教授、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