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一直是我國文化政策的重點實行綱領。從1994年文化建設委員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1997年「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包括1989年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OTOP一鄉村一特產」的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在2012年，文化部成立時，則宣示「泥土化」、「國際化」、「產值化」、「雲端化」四項施政綱領，其中推行的「7835文化發展計畫」則是泥土化的政策綱領下，接續「社區營造」的文化施政理念。
無論是美國的「Community Building」，還是日本的「まちづくり」，社區總體營造的學理脈絡，在不同的社會實際環境及學術論述的發展下，必定會有在詮釋上的明顯差異，並不能因此來否定社區總體營造在我國的發展；儘管如此，「社區營造」在文化商品化、生活消費化等現象下，必然要面對的是，生活空間的同質化、甚至是公共性的消失等問題。
社區營造在台灣的發展脈絡
「社區營造」在我國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社區發展」的政策推動，但是直到1994年才有「社區總體營造」一詞，是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做為文化思維與政策上的施行綱領；而當時我國中央正以「生命共同體」做為凝聚本土意識的政治圖騰──「透過公民與社區意識，才能打破傳統的地緣和血緣，而改用民主的公共理念，重新建立一個融合共榮的新社會」。
當時由於我國的生產技術及產業結構上的變化，一來使得資本大量的積累，都市化的發展使得區域發展的差距加大，二來使得原有以親緣的社會形態轉型到個人主義的現代化社會；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劇烈變化，也從半權威統治體制轉型到自由民主制的國家體制。在國家現代化的過渡時期，社會的公共性及國家的正當性尚未健全下，透過「共同體」(Communities)的訴求，從地方草根「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來試圖1.) 減緩城鄉發展的失衡2.) 建構社會的公共領域3.) 凝聚本土意識及國家認同的正當性。
被邊緣化的社區營造
社區總體營造，試圖從由下而上的草根力量，來建構出公共領域，也試圖從地方特色的「OTOP一鄉村一特產」產業發展，藉由觀光工廠、老街遊覽、生態導覽等服務業，企圖來留住不斷流失的人口，創造在地文化經濟的價值。
儘管如此，在整體的社會經濟環境中，資本及人口依然聚集在都會區；多數發展「OTOP一鄉村一特產」的社區總體營造，必須依靠的是鄰近都市的觀光消費，來支撐地方財政的負擔；這並非是我國的特例，早在19世紀初的英國Brighton從漁港轉化成觀光海岸，也只是布爾喬亞的遊憩場域，讓他們帶有小資情調的尋奇探寶，走在自認為懷舊的氛圍當中，實際上則是不斷消費當地的生活經驗；而原本居住在社區裡的居民，被剝奪原本工作跟生活的規律，變成如動物園裡被觀賞的奇珍異獸，一舉一動變成觀光客凝視的焦點─生活空間中的主人反而被邊緣成裝飾品。
除了生活經驗的被消費之外，商品形式成為美學的唯一判斷標準：任何文化的價值已經與原來生活空間的集體經驗無關，而是能夠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累積利潤，成為可大量複製的商品；原來的人文歷史，只要沒有商業操作的價格就會被抹平，變成大型的連鎖遊樂園，例如我國老街文化的濫觴，變成去歷史脈絡、去生活經驗的展示空間；甚至是連原來的生產工具都可以被拋棄，直接以最快的尋租行為積累資本。
「社區營造」在文化商品化、生活消費化等現象下，必然要面對的是生活空間的同質化，以及居民變成展示品的問題；社區營造的特色產業化，原本的立意──自給自足的社群經營──是良善的，但是在面對集團的壟斷競爭下，必須從最有效率的方式積累利潤，反而變成商業炒作下殺雞取卵的犧牲品。
社區「公共性」的消失
社區營造的目的，是為了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建構出公共領域；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中，社區的「公共性」被市場私有集團的「壟斷」所取代，居民對於自己生活空間的文化、生活、工作，並沒有任何討論決定的權利，而是受限於整體社會經濟結構的限制──對於資本與勞動力的壟斷，使得在文化的話語權仍然受到宰制──沒有產值，沒有價值。
在「文化是門好生意」的產業思維下，社區所營造面對的是，政府部門私有化、及市場被私有壟斷；儘管不斷從第三部門的公私協力、審議式民主等學理的實踐，而試圖建構出地方文化的公共性，但是最終還是要面對在生產結構上的限制；如果我們可以認知到人類社會是生產關係的總合，那麼社區營造的公共性必然面對的是整體社會結構的失衡──土地開發的尋租行為取代了產業升級的機會，以至於著重在非都會區的社區營造為了維持住人才及產值的拉力，不斷地以複製的模式均質化原來社區草根文化的多樣性；因此，社區營造原本對於「共同體」的建構，也不斷地在當今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在地文化的主體性以及社區參與的公共性也不斷地被異化。而從國家-社會的角度而言，無論社會力量如何蓬勃，國家角色依然是以打高空處理文化事務，那麼依舊只是將文化當作社會經濟結構不斷貧瘠萎縮的遮羞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