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哲榮、黃耀鋅與王鼎超三人正於福利社聯展，策展人余嘉芳以「『破視徒Post-individual Artists』的『±30°』」為展覽名稱，取其分別台北、台中各地的藝術家之流離他方再一起創作的地域破碎接合狀態，是一個流離卻又留離的藝術表現。以±30°角的物理度量來悲憫在這狹礙的空間中，人的視覺有限，以先入為主的角度觀看，自然忽略了在次範圍外的視野。策展人自言：「正30°，似乎缺少了眼睛以上的腦袋，對人、事、物應該要的思考，負30°，則又少了眼睛以下，對於眼前需要深刻感受的心，以±30°為展名，希望能讓擁有私慾的我們，也別忽略掉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地球（自然）的關係,能夠用腦思考，用心去感受，藉由有限制的度量單位之標題，希望以感性作品來做一個有反向思考，對比性的展覽。」以自我私慾的觀點而言，突破±30°是為創作者和觀者最大的期許。以筆者而論，完成創作者的自我設限並將此設為自身隱形地圖的線索是為筆者對此三人創作物的期待。 

劉哲榮的No.系列，皮帶綑著圖案化的動物形體作皮箱行走，一個將動物做成方形並攜帶著走的行動皮箱，就是劉哲榮要告訴的所有企圖。以玻璃纖維為創作媒材，劉哲榮自身說，反轉物質社會的市場趨勢，讓玻璃纖維比銅更具有創作價值，也是我要反轉物質世界的創作表現。如此反轉的物質經濟對比，在大衛‧哈維著的《巴黎，現代性之都》十八章中〈建造聖心堂〉提及法國自1689-1871年左派與右派政治活動的成形現實中可得到反饋的歷史印記。[1]

聖心崇拜一直是法國政治的本質源頭。法國在歷經聖心崇拜與舊體制反動君主主義之間的聯動，使得路易十六遭到囚禁。獄中服刑的他仍不忘在他獲釋三個月內，將公開宣布信仰聖心並以此來拯救法國。[2]1815年的君主復辟，路易十八未能實現死去兄長的聖心誓言，反之，他仍用自己的錢修補了禮拜堂。在秩序之下的此時，拿破崙三世第二帝國初期的新社會，金錢成了聖杯，金融資本的教皇制威脅教宗的權威。1864年的新鐵路通運，為物資主義的悔罪行動。聖心崇拜與古老社會價值的反動，亦是造成城鄉差距的具體原因；工人階級傳言的新唯物主義的建立鼓動著1871年以巴黎公社為名所建立的自治政府，與之對立的為1870年9月4日所建立的共和派政府。對激進的聖心而言，沒有工人階級的協助，國防政府無法抵擋普魯士的勝利，右派政府的保守是為聖心的意義所在。[3]

動物的造型除了是劉哲榮意欲訴說的完形聖心意圖，也夾帶個人的情感宣示：人的溫度除了象徵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也告知這個物質社會的食物鏈法則：距離愈近物理溫度越高，物質層次卻相對的縮緊。人被壓縮的物質位置擠成皮箱，是一紙人人皆可方便提著走的濃縮動物標本，《No.15》的羊和《No.12》的狗皆是劉哲榮的戰鬥機器，它們讓這個皮箱的主人提著它作為戰鬥裝置的一環。

王鼎超《回憶中的遺忘風景2》和《履行小視界3號》是為似人的行為架上藝術，線條和色彩的情緒表現，造就風景的回憶前進，在遺忘的風景記憶中找尋人和人的距離。履行的步伐是由人所造就，每個人的行動透露他的視界和物質距離(material-position)。黃耀鋅《心內有鬼》與《還是外顯的》揭露人的內在恐懼和創作過程，火山的噴發告知外顯的內在表象。

人和人的距離溫度形構路徑，是為地圖發明存在之隱性源頭，溫度的距離是為隱形的地圖。記憶的痕跡為其行動裝置的可攜式載體。「永恆的父希望在受難的屈辱與憤怒中經歷苦痛與苦悶的聖子寶心能得到補償，並且要修建一座讓聖心形象受到尊崇與臣服的禮拜堂。」[4]禮拜堂為人所開啟，傳遞由人而存在的精神宣示，這是聖女聖瑪加利大‧亞拉高(Saint Marguerite Marie Alacoque，1647-1690)所告訴的聖心崇拜訊息。

每一件作品都是一個聖心代表，創作者內心與外力的拉扯，明白的顯示對這個社會的政治溫度，溫度無須再重覆接觸，人與人的距離還是維持每個民族的談話安全，就同義大利人所熟悉的14公分。這樣的14公分亦形構了可攜式的隱形地圖。

[1]大衛‧哈維(David‧Harvey)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此段歷史參考大衛‧哈維(David‧Harvey)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pp.326-333。

[3]大衛‧哈維(David‧Harvey)著，黃煜文譯：《巴黎，現代性之都》，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p.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