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原作者擬定標題是〈《服貿》對臺灣文創產業的衝擊〉,但文創產業的範圍廣大,係指的是「源自文化創意累積,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提升的行業。」在2010政府公報中列舉的文創產業內容共包括有15種,以及其他中央機關指定者。其中,在《服貿》簽訂後,可能造成立即性衝擊的應屬「出版業」。因此決定將本文改作〈《服貿》對臺灣文創產業的衝擊〉,重點討論《服貿》對於國內出版業者的影響。
在《服貿》中明確指出,印刷及其輔助業對於中資企業「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印刷及其輔助服務。大陸服務提供者限投資臺灣現有事業。大陸服務提供者總股權比例不超過50%。」因此,本文主要是針對服貿對臺灣在出版作業中環環相扣的印刷,期能廣集各方學者專家意見,由印刷、版權、通路等與出版息息相關的各方面加以觀察、說明,反映國內出版業者對《服貿》內容引發的憂慮與建議。
站在出版隸屬於文化政策之一環的角度,《服貿》則屬兩國之間的重大協定,今日兩岸分屬於不同政治體質的國家,兩岸分治的特色,同時也提醒了我們看待《服貿》,這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問題—「面對服貿中國因素,臺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因此,本文另撰以〈服貿面面觀〉作為其中一個段落的次標題,提供讀者在經濟之外,另一個解讀服貿的視角。
社會、經濟、政治.《服貿》面面觀
去年6月21日兩岸的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經協議後擬定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明列兩岸服務市場開放清單,旨在為兩岸服務業合作提供更多優惠和便利的市場開放措施。其中,中國對臺開放共80條,臺灣對大陸開放共64條,雙方市場開放涉及商業、通訊、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游、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業。囊括了生活基本的需求食、衣、住、行、以及部分的娛樂產業,有識之士憂心,在不久的未來,國內即將充斥著中國製造的服務與商品,《服貿》將對臺灣原有的產業架構與民生等產生難意料的衝擊。
在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會後,隨一連串民間反彈的聲浪日漸擴大,原內容不涉及法律層面,只需送交立院備查的《服貿》在社會普遍憂慮下,朝野兩黨改傾向以「實質審查」的模式,逐條討論,進行審慎的評估。然而《服貿》在今年3月間的發展卻出人意料,這場原先達成共識的「實質審查」,在執政黨要求「包裹表決」的但書下,不幸淪為是非題。執政黨團不只一次表示,「去年簽好的協議,如果只針對其中部份內容做調整,無法向對方交待,所以到了最後表決的時候,必須不是全部照原案通過,就是全部被否決。 」
另一方面,執政黨挾立院多數席次的比率,更是壓縮了原先在野黨預期的討論空間。在今年3月18日的委員會中,甚至以「黑箱作業」的手法,企圖強行通過《服貿》。此舉終於引爆了社會長久以來積蓄的不滿、的疑慮;在野黨與反《服貿》的學生們,佔領立院靜坐抗議,直指「黑箱作業」的手法違反程序正義,在「太陽花學運」的推波助瀾下,更多人不只發現原政策失當,更驚覺在經濟之外,《服貿》背後另一個幾乎包藏不住的政治野心。
現客座中研院擔任訪問學人的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認為,臺灣首先應從政治的高度理解《服貿》協議對北京政府的意義,因為「面對服貿中國因素,臺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特別是今天共產黨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歐洲、南美、北美、非洲—都是想利用它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削減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因為自由與民主—作為一種體現社會共同價值觀的「軟實力」正是足以威脅北京政府的潛在力量。
步入21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我們都能看到中國崛起的跡象,中國崛起的內在意義是,它挑戰了昔日自由與民主成就一個強國、大國的必要性。在北京政府眼中,自由與民主是一套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未必具有普世性的價值。林培瑞進一步指出,北京政權就是想要借由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臺灣,以便對臺灣施加壓力,因為臺灣政黨輪替促進國家體質邁步民主的結果,那正是北京世界觀裡的一根「肉中刺」,由政治的觀點看《服貿》,北京最終的目標希望《服貿》在促進經貿交流的同時,源源自中國而來的服務與商品能最終能帶領臺灣走向「香港化」 。
著名文化人詹宏志曾在〈美好的讀書之地〉提到:「歷史上,印書、出書最自由的地方經常成為百家爭鳴的文藝復興之地。 」這當然不會使我們聯想到對岸的香港,在佔領立院的抗爭中,不時可看到前來聲援的港生,高舉標語寫著「我是香港人,請臺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港生的怒吼從反面提醒了臺灣,的確,香港曾生龍活虎般地左右全亞洲的輿論市場,然而香港此刻的景況如何呢?
在林培瑞教授看來,香港是受共產黨的「和平演變」較明顯的例子之一;而這一點,在新聞自由上最能看得清楚。在1997年以前,香港媒體享有高度的自由,書店中琳瑯滿目的報刊、出版品反映著時下社會多元、自主的聲音,包括鄰近的中國共產黨、臺灣國民黨都曾在昔日的港媒上隔空對談,香港適時成為一座溝通不同理念的橋樑,並且帶動了輿論市場的繁榮,任何在亞洲重大的投資莫不經過香港,因為它正是了解亞洲的窗口。然而,香港作為「亞洲之窗」的幅度,卻在1997之後明顯萎縮,尤其在媒體傳播方面。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首先是購買媒體,然後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生存的空間。第二,北京還是更有效的方法則是針對個別記者、編輯製造「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也就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包括「六四」、「臺獨」等敏感的字眼,字裡行間都可能衝撞審查邊界,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媒體說謊漸變成「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北京政權如神一般,成為不可攻擊、批評的對象,因為今日的香港以北京之是非為是非,早喪失去新聞自由的主體性 。
對比臺灣,我們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其實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新聞自由正是一個衡量這一個現代文明能否充分實現的指標,當《服貿》可能改寫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部分媒體「說謊」時,「今日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或許這才是港生聲援臺灣「太陽花學運」最深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