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原作者擬定標題是〈《服貿》對臺灣文創產業的衝擊〉，但文創產業的範圍廣大，係指的是｢源自文化創意累積，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提升的行業。｣在2010政府公報中列舉的文創產業內容共包括有15種，以及其他中央機關指定者。其中，在《服貿》簽訂後，可能造成立即性衝擊的應屬｢出版業｣。因此決定將本文改作〈《服貿》對臺灣文創產業的衝擊〉，重點討論《服貿》對於國內出版業者的影響。
在《服貿》中明確指出，印刷及其輔助業對於中資企業｢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印刷及其輔助服務。大陸服務提供者限投資臺灣現有事業。大陸服務提供者總股權比例不超過50%。｣因此，本文主要是針對服貿對臺灣在出版作業中環環相扣的印刷，期能廣集各方學者專家意見，由印刷、版權、通路等與出版息息相關的各方面加以觀察、說明，反映國內出版業者對《服貿》內容引發的憂慮與建議。
站在出版隸屬於文化政策之一環的角度，《服貿》則屬兩國之間的重大協定，今日兩岸分屬於不同政治體質的國家，兩岸分治的特色，同時也提醒了我們看待《服貿》，這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問題—｢面對服貿中國因素，臺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因此，本文另撰以〈服貿面面觀〉作為其中一個段落的次標題，提供讀者在經濟之外，另一個解讀服貿的視角。
社會、經濟、政治．《服貿》面面觀
去年6月21日兩岸的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經協議後擬定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明列兩岸服務市場開放清單，旨在為兩岸服務業合作提供更多優惠和便利的市場開放措施。其中，中國對臺開放共80條，臺灣對大陸開放共64條，雙方市場開放涉及商業、通訊、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游、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業。囊括了生活基本的需求食、衣、住、行、以及部分的娛樂產業，有識之士憂心，在不久的未來，國內即將充斥著中國製造的服務與商品，《服貿》將對臺灣原有的產業架構與民生等產生難意料的衝擊。
在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會後，隨一連串民間反彈的聲浪日漸擴大，原內容不涉及法律層面，只需送交立院備查的《服貿》在社會普遍憂慮下，朝野兩黨改傾向以「實質審查」的模式，逐條討論，進行審慎的評估。然而《服貿》在今年3月間的發展卻出人意料，這場原先達成共識的「實質審查」，在執政黨要求「包裹表決」的但書下，不幸淪為是非題。執政黨團不只一次表示，｢去年簽好的協議，如果只針對其中部份內容做調整，無法向對方交待，所以到了最後表決的時候，必須不是全部照原案通過，就是全部被否決。 ｣
另一方面，執政黨挾立院多數席次的比率，更是壓縮了原先在野黨預期的討論空間。在今年3月18日的委員會中，甚至以｢黑箱作業｣的手法，企圖強行通過《服貿》。此舉終於引爆了社會長久以來積蓄的不滿、的疑慮；在野黨與反《服貿》的學生們，佔領立院靜坐抗議，直指｢黑箱作業｣的手法違反程序正義，在｢太陽花學運｣的推波助瀾下，更多人不只發現原政策失當，更驚覺在經濟之外，《服貿》背後另一個幾乎包藏不住的政治野心。
現客座中研院擔任訪問學人的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認為，臺灣首先應從政治的高度理解《服貿》協議對北京政府的意義，因為｢面對服貿中國因素，臺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特別是今天共產黨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歐洲、南美、北美、非洲—都是想利用它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削減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因為自由與民主—作為一種體現社會共同價值觀的｢軟實力｣正是足以威脅北京政府的潛在力量。
步入21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我們都能看到中國崛起的跡象，中國崛起的內在意義是，它挑戰了昔日自由與民主成就一個強國、大國的必要性。在北京政府眼中，自由與民主是一套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未必具有普世性的價值。林培瑞進一步指出，北京政權就是想要借由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臺灣，以便對臺灣施加壓力，因為臺灣政黨輪替促進國家體質邁步民主的結果，那正是北京世界觀裡的一根｢肉中刺｣，由政治的觀點看《服貿》，北京最終的目標希望《服貿》在促進經貿交流的同時，源源自中國而來的服務與商品能最終能帶領臺灣走向「香港化」 。
著名文化人詹宏志曾在〈美好的讀書之地〉提到：「歷史上，印書、出書最自由的地方經常成為百家爭鳴的文藝復興之地。 」這當然不會使我們聯想到對岸的香港，在佔領立院的抗爭中，不時可看到前來聲援的港生，高舉標語寫著｢我是香港人，請臺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港生的怒吼從反面提醒了臺灣，的確，香港曾生龍活虎般地左右全亞洲的輿論市場，然而香港此刻的景況如何呢？
在林培瑞教授看來，香港是受共產黨的「和平演變」較明顯的例子之一；而這一點，在新聞自由上最能看得清楚。在1997年以前，香港媒體享有高度的自由，書店中琳瑯滿目的報刊、出版品反映著時下社會多元、自主的聲音，包括鄰近的中國共產黨、臺灣國民黨都曾在昔日的港媒上隔空對談，香港適時成為一座溝通不同理念的橋樑，並且帶動了輿論市場的繁榮，任何在亞洲重大的投資莫不經過香港，因為它正是了解亞洲的窗口。然而，香港作為｢亞洲之窗｣的幅度，卻在1997之後明顯萎縮，尤其在媒體傳播方面。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首先是購買媒體，然後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生存的空間。第二，北京還是更有效的方法則是針對個別記者、編輯製造「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也就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包括｢六四｣、｢臺獨｣等敏感的字眼，字裡行間都可能衝撞審查邊界，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媒體說謊漸變成「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北京政權如神一般，成為不可攻擊、批評的對象，因為今日的香港以北京之是非為是非，早喪失去新聞自由的主體性 。
對比臺灣，我們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其實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新聞自由正是一個衡量這一個現代文明能否充分實現的指標，當《服貿》可能改寫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部分媒體｢說謊｣時，｢今日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或許這才是港生聲援臺灣｢太陽花學運｣最深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