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品茶圖》或《茶事圖》,畫中所表現的「文人品茗」在當時應是文徵明的腦海中時常浮現的印象,自然也是彼時文人圈中開展社交不可或缺的風尚,近乎儀式。而特展中選擇將《品茶圖》、《茶事圖》二幅並列的作法,則意在提示友朋間不俗的風尚之外,作為「茶事」的一員,文氏同時置身的藝術市場環境,「一時硯食之士,沾脂挹香,往往自潤。 」文徵明縱才書畫創作追憶片刻細節,但對市場敏感者來說,儘管是小如「喫茶」這樣瑣事,但由於主角正是頗富盛名的大師,它都很可能隨之帶動無數遍複製的商機。於是,當我們在「一稿兩畫」中論辯真贋時,亦將不自覺地走入、從事對於彼時「茶事」的重構與想像。
首先,位於《品茶圖》畫面上方的乙段款識為我們提供了部分探索茶事的細節,「山中茶事方盛,陸子傳過訪,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話也!」(圖4)識款中提到,在嘉靖辛卯(1513)的某一日,關於山中以茶事為主題的雅集,又在友朋的圈子間次第傳開了;正巧同屬雅集成員的陸子傳(陸師道,字子傳,1517-1573)過訪文氏,二人乘興在草堂中煮茶,文氏事後完成的《品茶圖》,便成為日後陸子傳到訪的紀念。而對作者文徵明來說,與好友飲茶的親暱情景,或也代表了文氏個人對品味特有的堅持。這是因為在明代文人間舉行的茶事雅集,發展至此時,恐怕是由於參與人數過多、浮濫,已頗讓少數如文徵明者感到無趣,或改提出「人數以少為貴,多則喧,喧則乏雅趣矣 」的主張;認為「獨啜曰神」 ,對比大夥在山中舉行的茶事方盛反倒十分俗氣了。因此論者綜觀文氏茶畫,大多數無不以「神」取勝。 一如《品茶圖》中窗明幾淨的布置以及畫中賦詩「碧山深處絕塵纖」,等總總刻意保持乾淨的細節,都可視為為達「神境」而做的探求。
而另一個在《品茶圖》中提到的「汲泉煮而品之」則表現了明代對於茶事過程既有的擴充。文人雅趣不僅體現在對環境,包括參與人數與清潔的嚴格限制;文人雅趣也呈現在對於其中環節妥善的經營,尤講究是否得引發一股含蓄幽微的品味。就茶事而言,對泉水(即「茶湯」)的品味最能闡發此點。
文人間關於如何「用泉」成全百分百的茶事經驗,在文氏生前便已出版了兩篇鑽研此事的重要著作,分別是田藝蘅的《煮泉小品》與徐獻忠的《水品》。其中為前書作序的趙觀,已然將田藝蘅視作神人,讚為「非膏粱紈綺可語,爰著《煮泉小品》與漱流枕石者商焉。 」 認為田對泉水的品味不是一般俗人得輕易了解的。那麼,什麼人最懂他呢?這恐怕只有山裡頭深居簡出的隱士能和他對話吧。
一如《品茶圖》「汲泉煮而品之」,成為一段佳話,這種因泉而不俗的觀念想必在當時已獲得文徵明等人普遍的認可。另一部以文氏好友唐寅為主角的傳奇〈唐解元一笑因緣〉中,也有一段類似的情節。 話說唐寅初遇秋香後,一見鍾情,乘船直追至無錫,當他望見秋香的畫舫搖進城裡後,卻一改「癡漢」的模樣,自顧自地道:「到了這裡,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論者謂,「小說本來刻意以唐寅不回家收拾行李,不與朋友作別等等舉動來顯示他追趕秋香畫舫的焦急,卻又接著安排了取惠山泉這樣不相幹的情節,讓他冒著隔夜後失去秋香蹤影的危險,一急一緩之際,充分彰顯了主人翁『不俗』的特質,取惠山泉的雅興居然可以壓倒愛情的誘惑與焦慮,這確實顯示了對高雅的極致肯定。 」
然而如《品茶圖》般精心,在創作上運用「神境」再現,以及藉描述汲泉的細節以突顯畫中二人身分高雅的作法等,看在策展人眼裡,《品茶圖》卻在款識開頭的第一句「嘉靖辛卯」即露出破綻,枉費經營。款識開頭第一句「嘉靖辛卯」,時在西元1531。與文徵明同鄉的晚輩王世貞在《弇州續稿》中提到,「(陸子傳)任禮部儀制司,以母病請歸,遂師禮文衡山。 」 王世貞的敘述指出畫中二人實是師生般的關係,但文、陸二人成為師生卻是陸子傳「以母病請歸」才發生的事。也就是說,當待陸氏作官以後,才可能遭遇母病,拜文徵明為師,甚者與文氏一同品茶的情事。檢視《明史》載陸子傳曰,「嘉靖戊戌(時在西元1538)進士。 」《品茶圖》識款「嘉靖辛卯」,當時陸子傳卻不過只是位十五歲的小子,而作偽者不惜搞錯,硬是讓文、陸二人在《品茶圖》中上演超時空般的相遇,原因恐怕正是在難割捨下茶事與文徵明間的聯繫吧。正如前述所論及的,確實如此,茶在畫藝之外成為另一個識別大師的註冊商標。
三、《茶事圖》繼踵唐賢故事,聊寄一時之興
而展場中另一件與《品茶圖》並列的《茶事圖》,二幅畫面最大的不同則是在《茶事圖》一改前者工筆設色的作法,純以水墨出之,並擴充了賦詩與款識內容,在近乎畫幅一半的留白處,書寫小楷茶具詩十首,並在詩末記下了製作此圖的因緣—甲午(1534)三月初,徵明臥病,友人往支硎虎丘品茶,徵明無法前往。友人歸來後攜二、三種茶以贈之,徵明病中品茶,作茶具詩十首,並為此圖。
《茶事圖》與《品茶圖》相同,創作之初都有一個迷人的故事以為支撐。《茶事圖》更加鉅細靡遺,將時間由大範圍的「年」,藉詩跋處的補充說明縮限在「穀雨前二日」的暮春,詩跋並提及文氏病中心情因「茶事」而反覆起落的矛盾情緒等等。
但《茶事圖》並非全無問題,可為學界接受。正如特展圖錄中說明,「傳世的文徵明《品茶圖》共計三幅,其一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本院則有《茶事圖》與《品茶圖》,為同一稿本。 」察北京本《茶事圖》(圖5)畫幅上的款識同作於「嘉靖甲午(1534)穀雨前茶事最盛」的時節,並與臺北本《茶事圖》相同,作畫的「文徵明」臥病在床,不克參加「茶事」。友人歸來後,乃攜茶二、三種相贈,文氏病中品茗,「偶憶唐賢皮陸輩茶具十詠,因追以焉,並為作圖寫詩於上。」適巧此圖完成後,門生陸子傳到訪,「索此幀」,向來頗具長者風範的文氏便將《茶事圖》轉贈予陸了。
將北京與臺北二地的《茶事圖》合觀,儘管我們無法排除,文氏可能因頻繁的社交活動推動,促使得手下的作品自俱有一套可循的格式,以應付同濟間的需求,遂出現了使用相似構圖以記盛或留贈紀念者,流傳至今,乃有了「一稿多畫」的問題。但在同一年的暮春時節中,不幸患病兩次,同樣在病中蒙好友贈茶二、三種,並寫十首詩繼踵前賢「茶事」,的確相當不合常理。這顯然不是「一稿多畫」能規範的現象,必須檢視原畫,仔細深論。囿於目前所獲的圖片資料,本文現無法作下結論,搞清楚臺北、北京二本《茶事圖》間的的真偽。但二圖留給觀者的另一條脈絡,文氏對「茶具」與「茶事」的注意,同樣值得我們進一步關心。
茶具為飲茶必備的器具,製作與運用關乎茶事甚鉅。唐時茶聖陸羽(773-804)已在專著《茶經》中闢有專章。而同在二本《茶事圖》中提到的〈茶具十詠〉最早則出自晚唐詩人皮日休(834-883)作十詠(或稱〈茶具雜詠〉)以對《茶經》中的專章從事文學性的呼應。皮日休所歌詠的十項茶具分別是—茶塢、茶人、茶筍、茶舍、茶竈、茶焙、茶鼎、茶甌、煮茶。 越數百年後,文徵明作詩與之相接。比較兩人的詩文結合二時的飲茶風俗,可觀察到,明代後茶事出現的若干變化,其中,飲茶的對象已由唐、宋人講究的「團茶」成為「散茶」,至明代新開創的文人茶新局面,流風迄今不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