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建設的泛政治性格中重述故宮在台的故事(上)
去歲正逢三合一大選,在爭議聲中揭幕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部分輿論將之類比為倉促開幕隨即封館整修的國家台中歌劇院。是,選舉猶如時下社會的一面照妖鏡。故宮南院正是其中一個適當的例子。從2001年政院提出「南院籌建計畫」後十五年間不斷推遲的開幕時間,到拍板於2015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試營運;在選舉角力的觀點下,傾力打造一場五光十色、冠蓋雲集的揭幕式,讓南院以國家重大文化建設之姿登台,它絕對有助於勝選的政治考量;然而站在文化本身,我們遺憾的是,與選舉投票日相距不遠的揭幕、試營運不免徒成政黨益增籌碼、贏得大選的工具之一,在一系列泛政治化的操作下,它模糊了建設南院「南北平衡,文化均富」的初衷,這是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文化可以被權充作政治籌碼或工具換取神聖的一票嗎?」
或者,我們持平地說,投票是現代民主社會對文化建設的表態,似乎更吻合選後的現實,一方面擁抱故宮南院,同時選擇了更富主體性的台灣的主張。今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的誕生,它隱然指向了新一輪的東亞新秩序—「(將)對聯盟的政治進程及共有價值的強化產生助益」。三合一大選已然落幕,然而在國家施政中將文化行政視為最廣泛的基礎政策下,故宮南院的政治性或不減反增。
本文擬提出一個更具爭議的觀點,藉著回望故宮遷台的數十載,另起爐灶,重新述故宮繼承的藏品與世局流轉中的故事,嘗試證明故宮一身泛政治性色彩不僅與島國的運命息息相關,亦對國人之於「文化」的認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生活國際化,經濟與勞動市場全球化,教育資源更較往日大幅提升的二十一世紀,國際級的故宮南院,如何擺脫、超越政治的這一大包袱,回歸文化治理的初衷,在原、漢與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的台灣,從中發展出新的身分認同感,它將是政黨輪替後的2016亟待迎向的新挑戰。
一
自國家機器誕生以來,統治者即戮力擘劃文化工程,不捨晝夜,使得文化建設與施政的關係漸變得密不可分。
或如秦始皇(前259-前210)一統六國後為削弱動搖威權的諸子百家,出手「焚書坑儒」;或如封建帝王時見的,發願「以孝治天下」,不斷將君與臣推展為兩造具有血緣的父子,造成朝代更迭時因「父喪」而不願苟生的遺民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現象。前者,秦始皇視文化為維護政統的工具,悍然採取極端的手段;後者則似出乎文化的「集體規範」意涵,視文化為一套腦海中隱然不可見的程式設計,我們既因之具備了行為以及說話的能力,同時又受到這一套程式的約束,區辨敵我,並進一步形成一種不證自明的認同感、歸屬感,時刻表現在一切生活的具體行動中,深植心內的程度或不亞於中世紀教徒奉行終生的「七聖事」。
十八世紀以降,近代西方民主思潮興起,輒視公民為「主體」,在尊重公民思想與表達的權利的前提下,政府聽任文化如在超市中的商品般自由競爭,使得歐亞雙方之文化建設從此奔向不同道路。但正如我們熟悉的變化—二戰後,西方對文化建設在與共產主義的對峙中轉趨用心。歐美各國紛紛將博物館、美術館等視作國民文化素養的重要標尺,並且深信藉著廣泛成立的文化機構,有望提高生活品質。猶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出版於十七世紀的《新工具》,作者自信地在扉頁上倡言「眾人往前,科學進步!」在與科學並重的文化素養急起直追的二十世紀,「文化進步,眾人往前」,成為打造社會願景必備的條件之一。
二
博物館以及美術館作為文化建設具體的項目,作為見證近代西方文明崛起的里程碑,在上述過程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開放的博物館造就近代的公民社會」,循著這條線索,我們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啟蒙運動中初看見了未來台灣公民社會的願景,正是在蔣渭水(1890-1931)、 賴和(1894-1943)等人的努力下,它呈現出不同於彼岸中國的格局風貌;同時,博物館也為日人引進台灣,展示殖民統治的成果以及治台所需的知識基礎。例如成立於1908年,為紀念縱管鐵路通車成立的台灣博物館,館舍外型取自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優雅的建築輪廓,造型滿接近美國華盛頓的白宮。假如我們對歷史抱持豐富的想像,試想,這兩條路線它很可能在戰後脫離殖民地的訴求聲中整合為一;然事實是,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憑著強大的政治力量,隨即迅速壟斷了島內知青的言論市場,「光復」與「回歸祖國」成為當然的定論。成立於1925年,前身為紫禁城與「國運」唇齒相依的故宮博物院,亦在國共內戰中隨敗退的軍民播遷來台,文物暫存於霧峰北溝,擇日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