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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丹白露森林的藝術生態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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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許明霖 │發佈時間:2017-06-20 23:05

 

 一、山河在的環境治理

葛兆光在《宅茲中國》裡以「國破山河在」形容一個古老中國亙古不變的彊域概念,來到資本與工業侵擾的二十一世紀,彊域與視角的反思已成顯學,杜甫所擔憂的國破已成歷史的灰燼,面對環境的種種極端變化與後續因應,早已凌駕於國與國的政治競逐,而今重要的問題應是,我們所賴以生存的山河是否還在?又該如何存在?這個二十一世紀跨國族的難題,更往往是區域治理中持不同立場人們核心的交戰所在。在亞太地區即將凌駕歐美成為全球最富的現在,面臨環境議題應放棄開發的資本立場,發展派與環境派的拉扯非獨獨存在於現下。Greg Thomas之著作《Art and Ec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Landscape of Theodore Rousseau》以巴比松畫派畫家胡梭為主角,分別對照1830年代到1870年代間的藝術與社會生態之交錯,回顧十九世紀法國面臨森林保育與開發,巴比松畫派藝術家持有的共同信念,他們深刻意識時代變遷,從自然主義出發的寫實描繪,以繪畫反映資本主義與觀光業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巴比松藝術家在保育上擔當先鋒角色,挺身而出倡議巴比松森林的保育,提供當下環境運動可參考的座標。

A Marsh in Les Landes

▲A Marsh in Les Landes

 

二、 胡梭的楓丹白露風景,旁論巴比松畫派

胡梭在《Edge of the Forest of Fontainebleau, Sunset》、《An Avenue, l’Isle Adam Forest》兩圖皆抹去行人與車馬行走的大道,排除伐木者、獵人的存在,泯滅楓丹白露做為皇家領地的痕跡,取而代之的是胡梭的生態觀,在此,放牧彷彿代表人民可以無拘無束地暢遊此地,而不受政治法令的限制。在《Edge of the Forest of Fontainebleau》中,富農飼養成群的羊隻,交由身穿藍衣的牧羊人放牧,在現實中,當時的農人早已捨棄放牧,茂密橡樹林未經修剪、粗獷的原生風貌,只能在胡梭請願保留的皇家土地楓丹白露見到。

藝評家Alfred Sensier認為《Oaks in the Apremont Gorges》記錄了「Apremont Gorges Watering Hole的三棵大橡樹」,對於當地居民而言,政府准許他們在Apremont放牧,由此也看得到巴比松,三株橡樹更存在了數百年,對於地方居民而言,橡樹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圖像置它們於中心,以楕圓球面描繪,具象化橡樹的特殊存在。

與《A Marsh in Les Landes》一樣,圖中有放牧的牛羊,然而現實之中,1850年代楓丹白露放牧業面臨被淘汰的窘境,1853年僅有巴比松與Chailly維持約七十頭的放牧量,1870年代就完全消失了。可以說,放牧題材不只記錄了傳統農村經濟生活,也再現了鄉村生活的秩序感。不同於胡梭描繪真實存在的特定地方,擔心經濟變遷使楓丹白露地景消逝,賈克精於計算農業改革可帶來的利潤,也購買土地,像企業家一樣經營土地,正是企業化的經濟活動如引入新品種、炒作買賣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漸趨沒落。

 

 

 

 

 

Forest with Shepherdess and Sheep
Gathering Wood in the Forest of Fontainebleau

 

相較於放牧題材對土地倫理的關懷,撿枯枝題材則關注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在《Forest with  Shepherdess and Sheep》中,米勒就從地景轉向對地景中的人物,畫中牧羊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使畫面充滿了詩意的靈性之光,就如同米勒的撿枯枝題材,米勒畫中往往是以人為主,風景或物件往往是人的陪襯或附屬物,米勒開發出新的寫實模式,以撿枯枝題材為媒介,探討勞動、階級、精神性、自然與鄉村的複雜關係。迪亞茲則抹去撿枯枝做為集體活動的政治與社會意涵,在他畫中的撿枯枝人大多為女性,在秋日安靜祥和的森林中勞動,女性撿枯枝者像神話中的精靈(nymph),點綴了班亞茲光彩斑瓓的地景,她們與大地為伍,兩者相依而生生不息。

 

胡梭很少以撿枯枝者為題材,在《Gathering Wood in the Forest of Fontainebleau》中,他非比尋常地描寫了一個以伐木為業的家庭,先是一位騎著驢子的婦女,她後面的婦女抱著些木梱,最後面的人則抱著一大捆的木條,這家人的存在並不指向任何社會意涵,他們微小又陌陌無名,投身於廣袤的森林之中,和諧地活動在廣闊的森林之中,這些人所做的事強化了人與環境的連結,人與森林結合,共同成就生態的一致性。

 

胡梭、賈克、米勒、迪亞茲的放牧與撿枯枝圖像顯現了和諧但衰退的農村經濟,封建傳統與國家政策保護皇家領地,使楓丹白露森林免於破壞,而這些圖像描寫舊式農村經濟生活如放牧、撿枯枝,其重要性來自於畫家選擇不顯現新的農村生活,松樹、伐木商、旅行團、巡邏隊甚至是藝術家於畫面的缺席,顯示藝術家在藝術之中理想化過往的森林。

 

 

1839年,《藝術》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楓丹白露森林:破壞>,作者署名為A.S.,文章中他從藝術與功利的角度出發,剖析兩種看待森林的歧異,對藝術家來說,森林是沙漠中的綠州、壯麗的工作室、宏偉的官殿,國王、公眾、藝術家、地質學家理解森林具有特定的歷史與倫理,藝術與功利兩者的對立無法消解,使楓丹白露森林成為兩者截然不同態度競爭的場域,Greg Thomas論述破壞楓丹白露森林的三種盈利方式:消除森林之中最大也最風景如畫的沼澤,清除無用的、扭曲的老橡樹與柏樹,種植醜陋的松樹。

 A.S.與胡梭渴望保存自然原始的樣貌。兩者採取相同的姿態向拿破崙三世發聲:「希望高貴的森林業者牢記於心,他們為國王服務,而法蘭西的君王是偉大美麗事物的守護者。」在此,視國王為楓丹白露森林的守護者的態度,無疑地將森林化為公眾與國家的領域,相對於私人擁有的土地,楓丹白露森林的空間具有其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而宣言賦予國王權力與義務,封建王權凌駕於商業利益之上,超乎人世的美麗與獨特公共領土兩相結合,寄托於封建王權的守護。

 除了保守的懷舊圖像,巴比松畫派也描寫新興伐木業的景象,Jules Dupré是最多產的記錄者,伐木圖像中斲首倒地的樹如戰士橫陳於沙場,給予觀者的並非如畫的愉悅觀經驗,而是破壞的視覺意象。Sensier曾經描述胡梭描繪伐木圖像的意圖:「他想向伐木的人顯示以長鋸與斧頭取得木頭的行為,橡樹臥倒在地方,枯萎的枝幹、殘敗的樹枝,後方倖免的幼苗如此優雅,彷若初次接受陽光的照拂。」

此事發生在1847年胡梭與Augustine Brault分手後,與Sensier結伴同遊,從Sévres 往Séguin的路上,震驚於所見的景象:「那些他曾研究如此多次的樹被砍掉了,他們對他的朋友行刑,將它們鋸成木材與木板」,意欲激起那些摧毀樹木之人心裡的騷動,Sensier認為是胡梭1847年繪畫《Clearing of Trees in the Isle of Croissy》的目的,作者認為Sensier的記錄說明了胡梭繪畫所含有的各種複雜面向,不同於懷舊情緒作祟的論調,胡梭在畫面之中置入的,不僅是楓丹白露森林的精確描繪,也是對土地的關懷。在《Edge of the Forest, Setting Sun》中,胡梭描繪久經摧殘的森林,觀者先見到前景滿目瘡痍的殘木,畫中橡樹如棄嬰般於日落聳立在森林中光禿的一角,後景中微小的婦女站在治理良好的森林之中撿著枯枝,前述的胡梭之憤怒被平抑,取而代之的是胡梭特有系統,亦即,將焦點放在中景的樹與人物,而以柔和筆觸處理現實中逝去的景物,倖存的橡樹插入天際,詠嘆著悠悠歲月,胡梭發明了成功的悲劇模式,將自然與人類的歷史變遷交織為一,賦予土地與史詩同高的敘事深度。簡言之,在熔鑄保守圖像的過程中,胡梭在記錄同時也有自己的觀點,他往往以藝術之名,反對商業化操作森林,關注環境倫理與美學倫理的交匯。

Edge of the Forest, Setting Sun

▲Edge of the Forest, Setting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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