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攝影集封面是一節靜止的火車車廂，佔據了畫面全部，沒有半點空白，一位女乘客兀自望向鏡頭。1958年，《從巴士上》由乘客視角出發，從巴士內部，向外捕捉外在世界移動的變化，《美國人》系列中對移動、交通的街頭抓拍，到了《從巴士上》，一個靜態的瞬間連接了彼此，紐約時報藝術總監形容這個系列是「不犧牲預先設想的基本視覺原則，推進靜態攝影的邊界。故意嚐試破壞所有既定規則，看在消滅畫布之前，攝影能走多遠。」

在接下來的十五年，Robert Frank專注在電影上。晚年時，回顧當年從靜態平面攝影轉向電影，他敏銳的感知所有科技都朝向媒介的移動發展，《從巴士上》呈現出想拍電影的人手上卻拿得是相機的效果，他不再滿足於街頭攝影記錄媒介與工具特質，認為電影更符合他再現動態世界的創作欲望。

1959年的電影Pull My Daisy是Robert與美國小說家Jack Kerouac、畫家Alfred Leslie、歌手Leonard Cohen、演員Delphine Seyrig的集體創作的結晶。帶有青春男孩式調皮搗蛋氛圍，歡樂無政府式嬉鬧，界於業餘與專業之間的紐約外來移民，拍攝地點在畫家Leslie的紐約公寓，參與的眾人花了30小時拍攝，之後由Kerouac在工作室加上小說式旁白，配上David Abram為Pull My Daisy一詩所作的配樂，劇照則由歌手Leonard Cohen拍攝。1996年，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將電影Pull My Daisy收錄為永久典藏，肯認作品作為美國電影文化的重要性。

Pull My Daisy最初是由Allen Ginsberg、Jack Kerouac、Neal Cassady於1948年合力創作的一首詩，無論是詩或電影，都標誌出垮掉的一代放縱不羈自由生活，追求自我性靈的反文化面向。從紀實風格的Walker Evans身邊，走向一幫帶有更勝王爾德，浪遊終日的美式浪蕩子群裡，Robert Frank與異我相處的過程中，得以拋卻紀實的包袱，使影像能與詩化口語競逐在創作的想像欲望中。

值得討論的是，晚年時提到垮掉的一代，他描述他們是著重經驗、對未來不特定方向目標的一群文人，並坦承早年共同的生活經驗，給予他最大的收獲，在於無畏的自信心，對他而言，看到垮掉的一代影響至今仍在藝術世界發散，是一件「奇怪」的事。 Robert Frank對垮掉的一代語帶深意的發言並不足為奇，1970年，他結識了藝術家妻子June Leaf，形容對方是終日埋首創作，連頭都不會抬一下看窗外的人，內在騷動的創作欲使其無暇它顧，對比之下，身為攝影與導演的他，取材自街頭，然而，街頭給予，同時也索求。

站在回顧的基準點，重述當年製作Pull My Daisy的心理經驗，種種離經叛道實驗手法，如聲畫並置，採用小說、詩歌交織的手法，如今成為經典。而晚期創作不再處於前衛藝術圈中，轉向個人、家庭私經驗的揭露與公開，使他面對自己最為前衛的作品 反而帶著自我批判的態度，語焉不詳認為垮掉的一代帶有嘩眾取寵的媚俗影響。

Delphine Seyrig，電影萬綠叢中出現的唯一女性面孔，當年以一種不得其所的格格不入精緻感穿梭在一群男性中，扮演在男性低俗電影文本中浴火重生的女鳳凰。對於自己看似擄獲男性目光的螢光幕形象，態度與發言極犀利，「我們生活在看似異性實則同性男同志的，而非女同志的社會，政治、(電影)產業、大眾媒體中男性的剝削就在鎂光燈下曝光，異性戀是個面具，在商業電影世界所揭露的異性欲望極端厭女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