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張彥遠（815-907）當面對親友方面的壓力，不時質疑張彥遠將大部分的家業投注於收藏，甚至「貨敝衣，減糧食」以求擠出更多的資本購求心愛的名畫，是否有敗家的嫌疑。不難想像，張彥遠面對上述來自經濟上、精神上雙方面的困頓時，把話白紙黑字地講清楚或許是面對現實最好的解決方式。後人遂在《歷代名畫記》中聽見了當事人張彥遠的心聲：「若復不為無益之事 則安能悅有涯之生。」

儘管人情與收入是生活上頭等的大事，但仍不免讓張彥遠感到窘迫；處在自己的天地裡，他相信惟有從事鑑藏，才是突破有限生命，最好的出路。張彥遠面對困頓時所提出的哲學，無異對歷來鑑藏家造成極大的迴響，流風所及，漸變成文人戀物的傾向。

同時文人活動所建構出的文化空間，也給了有心從事研究的學者一個可資觀察的視角，學者王正華認為：「討論收藏文化可有二個層面，就社會層面而言，......物品的擁有是階級與地位的象徵，也是文化符碼的佔用，但就擁有者的心理而言，物品同時是個體與外在世界認知、聯繫及認同的一種形式，以物品為媒介，擁有者找到生存的意義。」

我們可以說，張彥遠確實是有紀錄以來，在物品上尋求生存意義的第一人，而張彥遠個人的品味標準也將成為某種指南，指出從事鑑藏的範圍和要件。以曾經張彥遠收藏的《照夜白》為例，《照夜白》即使放諸當代也是一件富有野心之作，畫家彷彿在探測媒材表現的極限，僅使用黑白二色，配合局部的線條，便塑造出一副栩栩如生的效果。

畫中的照夜白正極力嘶鳴，將力氣集中在面前的鼻腔附近，迸發出聲息的瞬間，全身的重心前傾，幾乎不受控制。畫家捕捉到迸發出聲息的瞬間，將巨響下激烈的震動，濃縮為黑白構線，成為藝術般的暴力。

一如《照夜白》般，觀察自然百態加以理性出之的手法，很容易使熟習書法的文人，聯想到上古時代的文化英雄——倉頡。史書記載倉頡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瀰漫著浪漫、激情的種種想像。

此刻閱讀《照夜白》，既然筆與紙深切關係了形象與想像，再看張彥遠於《照夜白》右上方留下的簽名，「彥遠」二字便因為具體而微地顯示了筆與紙，遂有了擴張的潛力，可以被輕易地轉讀為「筆墨」。北宋時擁有《照夜白》的米芾（1051-1107），就是一個講究筆墨的文人，身後並留有許多與戀物有關的傳奇故事。

米芾曾有一封信，以出色的筆墨，告訴友人，他的長輩蘇軾生前曾交代，將一件原屬於米芾的硯台當作隨葬品入殮，所幸被他搶救回來了。米芾回憶這整件事後不禁嘆道：「傳世之物豈可與清淨圓明本來妙覺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信中一方面推崇蘇軾偉大的人格，但正如同張彥遠所自白的，人情與收入原不是他關心的部分；另一方面，說到底，米芾真正關心的還是那一方失而復得的硯台，足以在文人組成的文化空間內架構出米芾個人的生存意義。

米芾這封言簡意賅的短信說明了兩件事。一、文化空間並非個人的幻想，儘管文化空間沒有範圍，卻容納得下一群具有相同想法或目標的朋友。如同宗教空間來自對信仰的順服與崇拜，米芾這一批北宋的文人遙想晉唐為黃金年代，具有晉唐氣味的文物頓時成為裡頭眾人競逐的聖物，並已然化為一股難以割捨的情結。

二、文物也不只是具體真實的存在。如同米芾提到的，這一方來自王羲之家鄉的紫金硯，正因為背後負載的黃金年代，便成為了個人理想的有效寄託，以「悅有涯之生」。米芾一再重申、實踐這一點——他穿著唐式古裝，一再模仿王羲之的筆跡書寫《蘭亭序》，追求｢放浪形骸｣的生存狀態，我們不難想像，此刻從事鑑藏的他身心或如同張彥遠，面臨到極大的困頓，再加上一身黃金年代中的華麗點綴，我們遂看見了一位獨特的狂人。 

米芾生前曾著力區分鑑藏家與好事者間的差距，認為好事者只不過是「貲力原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批評好事者憑著優渥的財力以及假借別人的耳目，來購買書畫，附庸風雅。透過對「紫金硯」乙事為例的分析，我們遂得以對米芾所言的「以假耳目」再提出新詮釋——

如果我們認為，真正的鑑藏家必須符合張彥遠與米芾的二人形象，那麼，米芾言下的好事者無疑是假借了二人的生存狀態。事實上，張彥遠與米芾並非家財萬貫的富翁，鑑藏所需耗費的財力多遠超過日常的開銷、負擔；人與物往往是維繫在一個非常緊張的關係，藝術品對他們來說是應一個非常特殊的概念，到處充滿著使用上的忌諱，如：不可以視為有益的、必須要終生相伴。

而好事者卻憑藉著過人的財力，大肆踐踏了鑑藏家小心維護的忌諱，真假不分，視藝術品為投資賺錢的工具，進而認定米芾貫徹忌諱的言行為瘋狂。所幸，米芾依循張彥遠文以明志的傳統，寫下大量討論鑑藏的筆記，到處留下線索，協助讀者在將找尋出真正的鑑藏家，區別出那些盜用身分的好事者，他並且在《照夜白》上留下個人簽名與張彥遠隔代輝映，跨越數百年，架構出一所特殊的文化空間，於是當觀者閱讀名畫的同時，我們也隱然觸碰到了過去的鑑藏家們無所不在的戀物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