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回憶的歷史場景

    以「非人」演出電影並非新形式，但是以「非人」拍一部關於「人」的紀錄片卻是一件頗費思量的事情：究竟是什麼樣的一段歷史，有「人」的參與，卻沒有「人」可以回憶？或者說，沒有「人」可以在鏡頭前訴說他/她的回憶？

    紅色高棉。一段殘酷又沉重的柬埔寨歷史，1970年代末期的盜賊治國，令這個國家如同被詛咒般陷入無窮的苦難，至今仍沒有翻身的機會。《遺失的映象》即是導演潘思禮(Rithy Panh, 1964-)利用泥偶重現大部分當時的生活景象，其中尚穿插殘餘的官方影像而成，至於敘事則全用旁白，拍成一部抒情性極高的紀錄片。

 「紅色高棉」是柬埔寨共產黨的通稱，這個政黨在1975-1979年對柬埔寨實行極左統治，其總書記亦即實際的掌權者為波布(Pol Pot, 1928-1998)。三年半的統治，有150萬-200萬的人被屠殺，甚至更多；這個國家的城市幾近毀滅，也損失了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柬埔寨幾乎失去了國家進步的動力，二十世紀文明的產物全數消失，波布以剷除異己的方式建立所謂的「理想社會」，付出極大的代價。

中南半島上一段悲歌

    我不是太願意用一種抒情的文筆去寫我對電影的觀感，但很難避免在搜尋和閱讀歷史資料時的沉重心情。柬埔寨的駭人屠殺或許是我所知近代國家中最嚴重的慘況之一，在中南半島，在東南亞地區的論述裡，他們的「自我屠殺」(Autogenocide)[1]，讓關於城市文明的討論無法再將柬埔寨囊括進去，而這段苦難的結束又是由越南入侵的戰爭達成[2]，「紅色高棉」終被推翻，但依然留下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

    這部紀錄片是從導演的個人經歷出發，呈現方式主要是用泥塑，包括1975年以前的金邊生活、從城市撤退到鄉下的過程，以及在鄉下和集中營裡的種種情形；所謂的殘餘影像是人民勞動，人人著無身分差別的黑衣[3]，在砂石場排排進行艱苦的工作，另外還有波布等共產黨高層到各地視察，極受當地歡迎的熱鬧場景。這些影像都是「官方」的，電影/影像為政治利用的宣傳力量，能夠粉飾太平，掩蓋真相。其中有一幕令人深刻，那就是波布領著赤共高層，迎接從中國來的「朋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事者之一張春橋，他們十分親熱地握手寒暄，但他們各自的國家在他們的打壓下卻是岌岌可危的狀態。

 在紀錄片當中，導演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任何一張當時的照片，去幫助人們回想：「雖只是一張照片，不夠證明當時的殘酷屠殺行徑，至少，它可幫助我們回想，重建，那段歷史。」那三年半的所有非官方影像幾乎全毀，我們所能想到可以記錄所謂「當下」的各種技術，都人為地消失了。

失去一切之後唯一留下的「存在」

    紀錄片的記錄功能被挑戰，沒有照片，沒有「真實的」影像，最重要的，沒有人。沒有人，亦即連對象都失去，只剩下蒼白的記憶。為了能夠訴說故事，導演利用了「再現」作為他的主要創作。上萬個泥偶，以導演記憶當中最質樸、卻也最憔悴的形象，表現了茫茫的群眾，配合著如同兩個世界般的殘餘官方影像，最終表現的是導演娓娓道來的「記憶」。電影裡最真實的、從歷史而來的就是導演本身，以及他所帶著的關於「紅色高棉」的回憶，他的「存在」是在失去一切之後唯一留下的，這部紀錄片就是導演的部分自傳。

    正因為是自傳，整部電影都瀰漫著悲情，就像是觀眾與導演一同陷入了悲慘的過往而不可自拔；過往我們對於紀錄片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多元觀點，或者是導演/創作者會抽離情境而做到客觀，又或者有極為強烈的主觀意識並試圖去證明等等，在這部電影裡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導演的旁白如同一篇散文，細數昔日，他對於當時生活的感受很深刻，透過電影，透過這「遺失的映象衍生的探索」去表述歷史；他沒有分析那樣的時政如何來去，亦沒有謎團待解，而只是將他所看見的事實呈現，平鋪直敘。

    對外界而言，柬埔寨除擁有吳哥窟美景外，再無其他顯著印象，這個國度似乎空泛得令人遺忘。我曾在關於亞洲文化的論述中認識了「紅色高棉」這個名詞，一時好奇而查詢了其所代表的意義，而為所得到的資訊感到震驚；在《遺失的映象》入圍第8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時，我希望這個國度之不幸能有更多國際的能見度。但我發現，我們對於柬埔寨的認知，實在太少太少。

 走出悲情仍是漫漫之路

    《遺失的映象》是一個劫後餘生的紀錄，但給予外界的資訊也僅僅是如此而已。導演在1979年逃離柬埔寨，輾轉從泰國到法國，因此本片的旁白是法文(另有配英文版)，其後在1990年回到柬埔寨。這中間導演也有拍攝其他關於柬埔寨的電影，但從《遺失的映象》來看，他並未更多地去談柬埔寨這段歷史的遺留問題[1]，而只是描述一段回憶而已。這可能有導演自己的創作原因，但就讓我們作品的資訊僅僅停留在被動的接收上，同時又掉入情緒化的情境當中。對於柬埔寨的一種情緒化，我也在上個月甫出版的《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2]裡看見，即使是已然深入觀察與考察柬埔寨30多年的作者喬˙布林克里，本身是同時是新聞界重要人物，他的筆觸仍然是「充滿了如小說的片段」[3]，光從目錄的標題都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觀意識，像是「野地仍有白骨哭聲」、「政府是全國最狠的惡霸」或是「我們的傳統是貧窮」[4]等等，也許我們可以解釋這是一種引人入勝的下標題法，但更多是表示了作者對於當地人民在慘淡歲月裡的生活的悲憤心理。

    潘思禮和布林克里帶給他們的觀眾和讀者的，在目前都還是相當淒慘的柬埔寨的形象。這種認知一方面是外界對這個國度的認識實在太少，只有零星的報導將之視為新的投資致富之地[5]；另一方面是這個國度的生活改變乏善可陳，甚至已然退回到「紀元零年」[6]：「中國元朝的周達觀在十三世紀末出使到柬埔寨，他看到人們以竹蓆為牆，棕櫚葉為屋頂，在戶外生火，用瓦鍋煮食，『就地埋三石為竈』，本書作者所見仍然一樣，千年真真如一長夜。」[7]這個國家的歷史瞻前顧後都還沒能找到一條出路，而大眾生活與古代差異甚微，未來在何處？目前仍是僵局。

   《遺失的映象》為外界開啟一個窗口去認識這個依然需要希望的國家，一個尚待注目之國度，其中之殷鑑當為文化、歷史及人權工作者等持續發掘；導演以泥偶取代人的形式是藝術，也是重新看待紀錄與詮釋的方式，也提醒我們不斷思考「人」的位置。